崇祯16年9月，京城
周铉与成国公、定西候等一帮勋贵再次见面，安慰他们，并暗示众人：9月底，建虏就可能撤军。
成国公等听到消息，心情宽松了不少。
但紧接着，成国公问，这建虏撤离后，京城该怎么办？北方该怎么办？大明该怎么办？
周铉提出：关键点是皇上和朝廷。如果继续目前的局面，北方将凶多吉少。
一侯爵直接说：“周公子，只要不让局面太难堪，我就站在你这一边。为了大明，为了天下太平，我愿意冒险。”
成国公这次没有阻止这名侯爵。
周铉的两位岳丈永康侯徐锡登，怀宁侯孙维藩脸色很好，未说话，表情也未变化。
周铉丢下一句话：以后大家多配合。只要团结一致，总能渡过难关。
定西候那边，周铉也是要求大家齐心协力。
9月上旬，朝廷得到最新几条消息：洪承畴聚拢了白广恩、唐通、曹变蛟部，目前一共不到3万余人马，守护在宣府。
孙传庭部不到7万人，仍旧被建虏的骑兵看护着。建虏骑兵因为担心损失过大，不愿意进攻；孙传庭部只能守护在峡谷里。
“灭蒙古鞑子骑兵队”退回到了涿州。
山东兖州府、济南府、东昌府、登州府、莱州府等再次被建虏抢劫一番，并杀死了很多人。
周铉不知道由卢家良和王军率领的8000山东骑兵在哪里，他认为此时出击打建虏不好，不打也不好。
接下来的好几天，建虏又开始攻城了，朝廷官员对此已经有些麻木了。
9月中旬末，建虏那边再次派人向京城递交了撤军要求。此次撤军只要求100万两银子。
崇祯皇帝和一些大臣有些心动。
但国库和内库的确没有了银两；其次，公开场合，没有官员敢支持这么做，所以此事不了了之。
9月下旬，好消息终于来了：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建虏开始撤军了。
他们撤军的方向是蓟州。推测下来，此次撤军应该是经过蓟镇喜峰口回盛京。
根据锦衣卫送回来的消息，一路上建虏仍旧是烧杀抢掠，并运送抢劫而来的物资。
听到消息后，崇祯皇帝和朝廷官员终于再次高兴起来。
但高兴之后，一大堆事情让人焦头烂额。
孙传庭部、洪承畴部、“灭蒙古鞑子骑兵队”、辽东、左良玉部、方国安部都索要军饷，这需要达300多万两银子；
京城、蓟辽防线需要、宣府镇、大同镇等需要维修，否则建虏和蒙古鞑子会轻易再次入关；
河北、北直隶、山东都需要赈灾；
流寇占据了河南、湖广、陕西，如何对付他们；
还有，对大同总兵姜瓖、白广恩、唐通和蓟州总兵、宣府副将，该如何处置；对“灭蒙古鞑子骑兵队”该如何处置；
这些如果处置不当，会引起官军哗变。
朝廷上，众官员吵吵闹闹，都拿不出注意。
最后，官员们先处理最好处理的事情：对大同总兵姜瓖、白广恩、唐通和蓟州总兵、宣府副将被贬官，但戴罪立功。
对“灭蒙古鞑子骑兵队”，众官员仍旧要求拆分。朝廷发出诏令，要求10000骑调派到蓟州、宣府防线；3000骑留守与孙传庭部一起。
但该诏令暂时没有人接，因为找不到“灭蒙古鞑子骑兵队”具体位置。
对于洪承畴，众官员认为不好处理。
如果将其下大牢，那么又找不到合适的官员接任其职位；如果不下大牢，又难以服众。
经过多次讨论后，崇祯皇帝决定由内阁成员吴甡代任，但吴甡以对蓟辽防线不熟悉，担心会造成建虏再次入关事件，请求暂时任职。
洪承畴则被调回兵部待职。
讨论了这些官员后，一都察院官员突然提出，应该惩罚周铉。
原因有二：其一，“灭蒙古鞑子骑兵队”不受朝廷约束和管辖；其二，左良玉部、方国安部果然发生在江南纵然官兵抢劫百姓，并杀死地方官员，而当初周铉信誓旦旦要歼灭这样的官军。
这些都有“欺君罔上”行为。
又一都察院官员则建言，让周铉戴罪立功，负责从大同、宣府到蓟州的防线。
这一建言可谓石破天惊！
从朝廷官员来看，绝对是件好事情。因为将大同、宣府到蓟州这个烂摊子摔出去了。
每次建虏就是从这三镇入关。只要兜住了这三镇防线，就不用担心建虏和蒙古鞑子了。
此时，兵部一郎中又建言，流寇大军已经占据了陕西，说不定会从山西发动进攻，需要派精兵强将守山西。
此言一出，更是让朝廷官员火烧眉头。
关键时刻，礼部郎中吴昌时认为山西位置非常重要，周铉有操纵“灭蒙古鞑子骑兵队”嫌疑，更有拥兵自重嫌疑，不能让他负责山西、大同、宣府和蓟州这些地方。
崇祯皇帝短期难以做出决定，留待再商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