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范仲淹的奏议，刚过而立之年的青年仁宗并非一点不重视，战守之间亦有所游移。先是，上年十月，元昊又挥兵连下宋军乾沟、乾福和赵福三大据点，气焰咄咄。而韩琦果断出兵，派环庆副总管任福领兵七千，夜间急行军七十里，突袭白豹城，击败西夏驻军，“焚其积聚而还”，打了个不大不小的胜仗，证明元昊也不怎么的。于是，韩琦进攻之志愈坚，再次向仁宗请战。仁宗与韩琦年纪相仿，都在血气方刚之际，遂下诏依韩琦所定，鄜延、泾原两路兵马同时出战，与元昊主力一决雌雄。不料，范仲淹依然不为所动，说什么也不出鄜延之兵。箭在弦上的韩琦顾不得那么多了，决意孤军出征。这下，可正中了元昊的心思。
韩琦还是有点小瞧李元昊了。且不说元昊身后有高人指点，即他本人的能耐，在三川口之战中已然小试牛刀，其谋略运筹深得兵法要义。此时，他亲率十万大军，目的正是冲着韩琦所部之泾原宋军而来，从折薑（今宁夏同心县预旺东）出发，经天都寨（今宁夏海原），沿瓦亭川（今葫芦河）南下，悄悄将主力埋伏在好水川口（今宁夏隆德至西吉两县之间地区），却偏出一军佯攻怀远（今宁夏西吉东部），故意大造声势说要倾全力攻打渭州（今甘肃平凉），直取关中。
聪明的韩琦竟然上当，特派得胜将军任福再创佳绩，以耿傅为行军参谋，以桑怿为先锋，率所部一万八千名驰援渭州，率部从行的还有大将朱观、武英、王圭等，总兵力约三万人。行前，韩琦面授机宜：要求任福率军经怀远向西至德胜寨（今宁夏西吉将台乡），再向南至羊牧隆城（今宁夏西吉兴隆乡），迂回到西夏军背后待机。韩琦特别交代：这一线诸寨之间相距不远，大约四十里左右，粮饷军资运送方便，非常有利于我军。如果没有战机，不可轻举妄动，据险设伏，以逸待劳，伺机出战以断敌归路。韩琦并再三强调“持重”要义，胆敢“苟违节制，有功亦斩”。
庆历元年（1041）农历二月二十二日，任福与泾原驻泊都监桑怿率轻骑数千先发，钤辖朱观、都监武英等后继。第二天，进至捺龙川（今宁夏固原彭堡），听说镇戎军西路都巡检常鼎、刘肃等，正与西夏军战于张义堡（今固原县张易）南，遂挥军转道南进，急趋交战处参战。一阵掩杀，斩获数百，“敌弃马羊、囊驼，佯北，桑怿引骑追之，福踵其后”。任福为小胜冲昏头脑，居然不知是计，脱离辎重，紧追不舍。武英机警，提醒大家说可能有诈，不可穷追。但任福和诸将不听，一气追至好水川。此时，天已黄昏，宋军由于长途追击，人困马乏，饥渴交迫，却得不到粮草接济，决定就此屯兵。朱观、武英部屯兵于五里开外的笼络川（今宁夏西吉东南），相约“明日会兵川口，必使夏人匹骑无还”，浑不知早已陷入元昊重围。元昊命手下大将克成赏率五万人马围困朱观、武英部，自将其余全部主力对付任福。十四日一早，任福、桑怿引军循川西行，出六盘山下，至羊牧隆城东五里处，忽然发现道旁放着好几个银泥盒，惊疑间打开盒盖，但见百余只带哨军鸽轰然飞出，原来这是元昊预设的合击信号。宋军乃行军状态，哪里来得及列阵迎敌，随即被元昊骑兵冲得七零八落。混乱中宋军企图据险抵抗，又见西夏军阵之中，忽地竖起一杆两丈余高大旗，旗往左边挥，左路伏兵杀出；旗往右边挥，右路伏兵杀出，千军万马，居高临下，左右夹击，宋军可就再也招架不住了。先锋桑怿大呼一声，拼死冲入敌阵，想给任福创造一个布阵机会，可惜为时已晚，随即战死。此时，以逸待劳的西夏军愈战愈勇，已将宋军的退路彻底堵死。到这个时候，任福才明白过来，然而败局已定。他拼死力战，身中十余箭，仍挥舞四棱铁锏左冲右突。小校刘进劝他乘间突围，任福不听，大声喊道：“吾为大将，兵败，以死报国耳！”遂手扼喉自杀。其子任怀亮和大将刘肃、武英、王圭、赵津、耿傅等均先后英勇战死，“士卒死者万三百人”。惟朱观一部千余人杀出重围，退守民垣，然后借夜色逃归。元昊的军师张元看着满川宋军将士的遗骸，题讽刺诗一首：“夏竦何曾耸，韩琦未足奇。满川龙虎辇，犹自说兵机。”落款：“太师、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。”这边厢，韩大帅痛不欲生，上书自劾。而阵亡将士的亲属数千人拦在路旁，持故衣纸钱为烈士招魂，哭声震天动地：“韩招讨回来了，你们却死了，你们的亡灵跟着韩招讨一起回来呀！”……韩琦“掩泣驻马不能进”。
好水川之败证明，以骑兵见长的西夏军，运动快捷，来去无踪，速战速决，加之李元昊足智多谋，神出鬼没，要想集中兵力深入敌区寻战，胜算极小；只有实施范式积极防御战略，修建纵深立体防线，据险固守，持久不懈，以逸待劳，捕捉战机，小规模主动出击，积小胜为大胜，方能有效消弥西夏边患。
对于好水川之败，清人吴广成在《西夏书事》中别持非议，有这样两段话：李元昊“因顺范仲淹之说，遣使约和，盖其志犯秦、渭，惟恐延州赴援，籍此为款兵计耳。仲淹遣书答之，堕其术中矣”。假如能与韩琦共同出征，“使乘此时令诸将直捣兴、灵，疾雷不及掩耳，元昊善谋，亦难为备”。如此，便不会有好水川之败了。笔者以为，这是后人罔顾史实，站着说话腰不疼。不妨先从后一段话说起，就算两路出兵，谁来统领？自是夏竦无疑。夏大帅此时持何心思，前文书中已有分析，其必然只信韩琦及其求战心切的“诸将”，而此时全体盲目到认为元昊“倾国”之兵，亦“不过四五万”，“而且老弱妇女，举族而行”，根本没有战斗力。如此轻敌轻战的军队，远离后方以及粮草辎重，深入到茫茫大漠寻战看不见影儿的敌人主力，有胜算的可能吗？别说两路兵马，纵是三路五路，不败在好水川，也得败在别的地方。从战略、战役、战术一股脑儿都错了，打什么胜仗？
现在说前一段话，可就长了点。先是：元昊曾派蕃官骨披等四人趋泾原诈降，通款请和，被韩琦识破。元昊再派宋军降将高延德携书趋延州向范仲淹求和。范仲淹能上当吗？他对元昊的认知远比韩琦要透彻，有奏本《论元昊请和不可许者三大可防者三》为证。这份奏议可能是范仲淹所有奏折中篇幅最长者之一，近三千五百字。在此不便全文录出，只好择要选读了。开头即态度鲜明，表露心迹：“今元昊遣人赴阙，将议纳和。其来人已称六宅使、伊州刺史，观其命官之意，欲与朝廷抗礼。臣恐不改僭号，意朝廷开许，为鼎峙之国；又虑尚怀阴谋，卑辞厚礼，请称兀卒，以缓国家之计。臣等敢不为朝廷思经久之策，防生灵之患哉！”关于李元昊祖孙三代的做派和请和目的，范仲淹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臣等谓继迁当时用计脱身，窃弄凶器；德明外示纳款，内实养谋；到元昊则悖慢侮常，大为边患。以累世奸雄之志，而屡战屡胜，未有挫屈，何故乞和？……乃求息肩养锐，以逞凶志，非心服中国而来也。”既然如此，范仲淹认为至少有三个理由拒绝与西夏议和，并且要从三个方面来加强防范，引经据典，头头是道。最后再次陈其心志曰：“臣等早蒙圣奖，擢贰清班，西事以来，供国粗使，三年塞下，日劳月忧，岂不愿闻纳和，少图休息？非乐职矢石之间，盖见西贼强梗未衰，挟以变诈，若朝廷处置失宜，他时悖乱，为中原大祸，岂止今日边患哉！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，忘国家之忧，须罄刍荛，少期补助。其元昊来人到阙，伏望圣慈于纳和御侮之间，审其处置，为圣朝长久之虑，天下幸甚！”范仲淹这道奏折，时间点虽晚在庆历三年，但他对和战、攻防的整体设想早就成型，始终如一，看看他的其他有关西事的诸多奏议即可明白。所以，范仲淹要的是真议和，像派高延德前来投书议和这种小把戏，他和韩琦一样，是绝对不会上当的。不过，他又与韩琦的处理方式不同，不是简单地拒绝了事，而是“即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”，你玩假和谈，我即奉陪之，趁便给你做点“政治思想工作”。所以，范仲淹收到高延德转来的元昊书信，亲笔写了答书，先表扬表扬元昊“以休兵息民之意”的做法，再回顾回顾自真宗景德初年以来宋夏间友好往来的历史，这可一定要珍惜呀，最后严正指出，自你李元昊“僭位号”，兴边患以来，后果极为恶劣，“耕者废耒，织者废杼，且使战守之人，日夜竟为豺虎吞噬，边界萧然，岂独汉民之劳敝耶？”所以，真想为双方百姓做好事，那就只能真心议和，那就得一怎么怎么，二怎么怎么……吴广成正是从此处说起，都怨你范仲淹“遣使约和”，这才中了李元昊的缓兵之计。显然，这是没有说服力的。范仲淹出兵与否，那早是铁板钉钉的事，与高延德带不带来元昊书，根本就没有逻辑关系。范仲淹真想出兵，别说是元昊书，就是元昊本人跪在面前磕头作揖，也屁事不抵！不过，倒是这个“范、元热线”，意外酿出一桩“焚书”大案，又成范仲淹平生一劫。
关于这场边事风波的事情经过、来龙去脉，事主范仲淹有一份《耀州谢上表》写得明白，这里何妨全文照录。
臣某言：伏奉敕命降授户部员外郎，依前充职知耀州，已到任礼上讫。雷霆之威，足加死责；天地之造，曲致生全。
窃念臣运偶文明，世专儒素。靡学孙吴之法，耻道桓文之事。国家以西陲骚动之际，起臣贬所，特加奖用。臣自知甚明，岂堪其任；但国家之急，不敢不行。自兼守延安，莫遑寝食。城寨未谨，兵马未精，日有事宜，处置不暇。而复虞内应之患，发于边城；或反间之言，行于中国。百忧具在，数月于兹。
而方修完诸栅，训齐六将，相山川，利器械，为将来之大备。不幸昨者高延德来自贼庭，求通中国之好，其僭伪之称，即未削去。臣以朝廷方命入讨，岂以未顺之款，送于阙下。此不可一也。或送于阙下，请朝廷处置，又恐答以诏旨，则降礼大甚；若屏而不答，则阻绝来意。此不可二也。兼虑诈为款好，以殆诸路之兵，苟轻信而纳之，贼为得计。此不可三也。又宝元三年正月八日，曾有宣旨：今后贼界差人赍到文字，如依前僭伪，立便发遣出界，不得收接。臣所以却令高延德回去，仍谕与本人，须候礼意逊顺，方可闻于朝廷，亦已一面密奏。臣又别奉朝旨，依臣所奏，留鄜延一路，未加讨伐，容臣示以恩意，岁时之间，或可招纳。臣方令韩周等在边上探伺，彼或有进奉之意，即遣深入晓谕。适会高延德到来，坚请使介同行；况奉朝旨，许臣示以恩意，乃遣韩周等送高延德过界，以系其意。或未禀承，则于臣为耻，于朝廷无损。及韩周等回，且言初入界时，见迎接之人，叩头为贺。无何前行两程，便闻任福等有山外之败。去人沮气，无以为辞，贼乃益骄，势使然矣。其回来文字，臣始不敢开封，便欲进上。都钤辖张亢恳言曾有朝旨，若得外界章表，须先开视；及僭伪文字，应有辞涉悖慢者，并须随处焚毁，勿使腾布。臣相度事机，诚合如此。章表尚令先开，况是与臣文字，遂同张亢开封视之。见其挟山外事后，辞颇骄易，亦有怨尤，与贺九言赍来文字，意度颇同，非戎狄之能言，皆汉家叛人所为枝叶之辞也。恐上黩圣聪，或传闻于外，为轻薄辈增饰而谈，有损无益。臣寻便焚毁，只存书后所求通好之言；及韩周等别有札到邀求数事，并已纳赴枢密院。今于泾原路取得宝元二年七月十四日圣旨札子一道，并如张亢之言。其所来文字，果合焚毁，则臣前之措置，皆应得朝廷处分。唐相李德裕与将帅王宰书，为游弈将收得刘稹章表，悖慢无礼，不便毁除。令向后得贼中文字所在焚之，亦与今来意合。其札到数事，内一事如臣所谕，取单于、可汗故事，故称兀卒，以避中朝之号。此大事稍顺，余皆可与损益。
倘朝廷欲雪边将之耻，当振皇威，大加讨伐，亦系朝廷熟议，必持重缓而图之。或朝廷欲息生民之弊，屈一介之使，重谕利害，苟能听服，亦天下之幸也。臣前所措置，于此二道，并未有妨。然以臣之愚，处兹寄任，岂得无咎，何敢自欺？伏蒙皇帝陛下至仁广度，不欲彰臣子之恶，特因此量行薄责，斯天之造也，臣之幸也。臣敢不夙夜思省，进退惕厉。犬马有志，曾未施为；日月无私，尚兹临照。臣无任。
据此奏章，先来用现代话语讲清事情经过。李元昊不是派降将高延德持书求和吗？这个高延德向范仲淹“坚请使介同行”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求范仲淹也派出一个使臣，随同他回去说事。正好，朝廷同意范仲淹“留鄜延一路，未加讨伐”，伺机向对方“示以恩意，岁时之间，或可招纳”，所以这一段时间，范仲淹就委派韩周等人在边境一带打探消息，一旦发现对方有和谈真意，再立即前往说项。既然高延德有这个请求，那就正好派韩周去吧。韩周等人初入西夏境内，对方前来迎接的官员叩头称贺，礼数周全，颇为恭敬。可是再“前行两程”时，传来宋军惨败好水川的消息，“去人沮气，无以为辞，贼乃益骄，势使然矣”。韩周等人当下没了底气，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而对方也立马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态度越来越骄横。客观形势决定的嘛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结果是可想而知的，带回来的元昊书信能有好听的吗？范仲淹原来都不想打开看看，直接转上去得了。多亏都钤辖张亢提了个醒说，朝廷可是有过诏令，“若得外界章表”，必须先打开看看，如果发现有“僭伪文字”或者“辞涉悖慢者”，应该就地焚毁，别让它们泄露出来四处流传。范仲淹觉得张亢说得有理，章表尚且可以打开检查，何况这是写给自己的书信，“遂同张亢开封视之”。这一看果然问题严重，“辞颇骄易，亦有怨尤”，于是便依照朝廷诏令予以焚毁，“只存书后所求通好之言，及韩周等别有札到邀求数事”，报送枢密院审查。范仲淹做事严谨，怕有闪失，特从泾原路找到宝元二年七月十四日的圣旨，内容果然与张亢之言相符，方才完全放了心。这就是“焚书”的整个过程。
但是，朝廷却不这么看，具体说，就是宰相吕夷简和参知政事宋庠不这么看。吕宰相对宋副宰相说：“人臣无外交。希文何敢如此？”这么以来，“焚书”一下就成了一个重大事件，就成了一个目无君王的悖逆行为。一听吕夷简这口气，宋庠心里打起了小算盘，他与吕夷简有点争风吃醋，觉得你肯定是要整范仲淹了，那么，我比你还要狠点。所以当宋仁宗上朝议处这件事时，宋庠抢班提出“请斩仲淹”的意见。顿时，事态严重，朝堂气氛一下紧张起来。那位正直敢言的枢密副使杜衍首先挺身而出，力言不可，范仲淹是依旨而行，何罪之有？不少大臣也持此论。宋仁宗为难了，就让吕夷简开口表态。宋庠满以为这次吕相可落在自己后面了，正得意间，却听吕夷简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杜衍之言是也，止可薄责而已。”最后的“薄责”是降一级使用，“降授户部员外郎，依前充职知耀州”。这也就是《耀州谢上表》的出处。
在范仲淹看来，个人吃点亏不算什么，万千将士白白地捐命沙场，这是多大的损失啊！然而，年轻气盛的宋仁宗有些恼羞成怒，不能正确接受好水川之败和定川寨之败（这是继好水川之败后的又一个大失败，此处从略）的教训，还想着要与李元昊决一死战，以挽回大宋面子。范仲淹不顾自己新受处分，宠辱不计，再上专折《论不可乘盛怒进兵奏》。其奏文语重心长，引古比今，情真情切，披肝沥胆，高风亮节，令人动容动心，颇堪存世久读。
任福已下，勇于战斗，贼退便追，不依韩琦指踪，因致陷没。此皆边上有名之将，尚不能料贼，今之所选，往往不及，更令深入，祸未可量。大凡胜则乘时鼓勇，败则望风丧气，不须体量，理之常也。但边臣之情，务夸敢勇，耻言畏怯，假使真有敢勇，则任福等数人是也，而无济于国家。孙子曰：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，败兵先战而后求胜。”今欲以重兵密行，军须粮草，动数万人，呼索百端，非一日可举。如延州入贼界二百余里，营阵之进，须是四程。况贼界常有探候，兼扼险隘，徒言密切可无喧闹。其行营名目，切恐虚有废罢。自古败而复胜者，盖将帅一时之谋，我既退衅，彼必懈慢，乘机进战，或可图之。……臣愚以为报国之仇，不可仓卒。昔孟明之败，三年而后报崤之役。孙子曰：“主不可以怒而兴兵，将不可以愠而致战。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。故明主谨之，良将警之，安国之道也。”又曰：“利而诱之，怒而挠之，引而劳之。”今贼用此策，不可不知。若乘盛怒进兵，为小利所诱，劳敝我师，则其落贼策中，患有不测，或更差失，忧岂不大？自古用兵之术，无出孙子，此皆孙子之深戒，非臣之能言也。
以臣所见，延州路乞依前奏，且修南安等处三两废寨，安存熟户并弓箭手，以固藩篱，俯彼巢穴。他日贼大至则守，小至则击，有间则攻，方可就近以扰之，出奇以讨之。然复寨之初，犹虑须有战斗，比之入界，其势稍安。其诸路并乞且务持重，训练奇兵。先乞相度德靖寨西至庆州界，环州西至镇戎军界，择要害之地堪为营寨之处，必可久守则进兵据之。其侧近蕃族，既难耕作，且惧杀戮，又见汉兵久驻可倚，贼不能害，则去就之间，宜肯降附，庶可夺其地而取其民也。若只钞掠而回，不能久守，侧近蕃族，必无降附之理。今乞且未进兵，必恐虚有劳敝，守犹虑患，岂可深入？
臣非不知，不从众议则得罪必速，奈何成败安危之机，国之大事，臣岂敢避罪于其间哉！臣非不能督主兵官员，须令讨击，不管疏虞，败事之后，诛之何济！惟圣慈念之。
鄜延路罢行营文字，臣且令部署许怀德收掌，别听朝旨。臣一面依此关报夏竦、韩琦，商量申奏。如所议未合，乞朝廷取舍。臣方待罪，不敢久冒此职，妨误大事。
面对范仲淹这样的忠臣直议，最主要的是，面对三川口、好水川和定川寨三大败绩，面对整个西北前线唯有范仲淹统帅的鄜延路岿然不动，宋仁宗并非庸君，能不受到大触动？能不进行大反思？后来的事实是，他权衡攻守利弊，终于认识到范仲淹的积极防御战略，才是应对西夏边患的上策、良策。他颁诏将沿边陕西州府分为秦凤、泾原、环庆、鄜延四路，任用范仲淹管勾环庆路部署司事兼知庆州，韩琦管勾秦凤路部署司事兼知秦州，王沿管勾泾原路部署司事兼知渭州，庞籍管勾鄜延路部署司事兼知延州。更为重要的改变是，朝廷不再遥控指挥前线的军事行动，准许范仲淹和韩琦等（此时夏竦已调职离开）如遇紧急军情，可以便宜行事，给边帅以实际指挥权。
韩琦真不亏一代英明将帅，一旦认识到速战速决的进攻方略不可取，即刻认同并采纳了范仲淹的持久防御战略。范、韩联手加强防务，筑堡建寨，招募蕃部，屯田安民，爱抚士卒，共同探讨和议之策……使李元昊不敢轻易犯边，而渐有和谈意愿。据说当时边境地区流传一首民谣：“军中有一韩，西贼闻之心骨寒；军中有一范，西贼闻之惊破胆。”尽管大有文人气味，权且信其是民谣吧。
此处要长话短说的是，在后来与西夏进行和议谈判时，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“退让”建议，即放弃早被占领的塞门等地，速签和约，尽快休兵养民，恢复国力。庆历四年（1044）十月，李元昊向宋朝进奉誓表，情愿削去帝号称臣；大宋则向李元昊赐下誓诏，册封元昊为夏国主，赐“岁币”绢十三万匹、银五万两、茶二万斤等。双方握手言和，表示世代友好。
范仲淹一生这段特别的军旅生涯，也就到此光荣结束，但这段经历还能为后世诠释什么呢？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