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大宋朝的脸面上，一直贴着不光彩的两大标签，一曰“积贫”，一曰“积弱”。何以造成？不少学者斩钉截铁地说，“关键”是“重文轻武”的国策所致，要害就是说，宋朝太重视和太重用知识分子了！真是这样吗？笔者大不以为然。不过，笔者不是善于辩冤平诬的历史学家，前文书中虽对“积贫”一说略陈史实以辩，那完全是放羊拾柴——捎带的事；现在不妨故伎重演，再为“积弱”和“重文轻武”顺便说几句公道话。当然，《苏三起解》中崇公道说得好：公道不公道，只有天知道。
持大宋“积弱”说者，一般列三条：老打败仗；割地赔款签屈辱条约；皇帝做俘虏。
先说老打败仗。这话也对也不对：说对，三川口之败，好水川之败，定川寨之败，连战连败，说你老打败仗也不冤你；说不对，这跟大宋宏观史实不符。《水浒传·引言》说赵匡胤“一根杆棒，打下四百座军州都姓赵”，虽是小说家言，但一个人能够结束五代十国长达半个世纪的血腥战乱局面，建立起国祚最长久的统一国家，老打败仗怎么行？就说边境战争吧，赵太宗对辽国作战，虽说有“高梁河之败”，但战满城，辽军惨败，被斩首万级，俘三万，败敌约八万人。再战雁门，破敌二十五寨，斩首三千余级，俘获万人。三战于徐河，辽军更惨，“战神”耶律休哥的手臂差点被砍断。《宋史》记载：“杀其将皮室一人。皮室者，契丹相也......寇兵随之大溃，相蹂践死者无数。”宋军追击几十里，在曹河再来一伏击，又使辽军死伤不少。徐河战后，宋辽战争的形势为之一改，此后十年中辽军不敢言战。就说与西夏对阵，历史上也不是屡战屡败，真要这样，也不会逼得西夏王一会儿归宋，一会儿称臣装孙子。宋太宗雍熙二年（985），元昊的爷爷李继迁又叛宋，诱杀宋军名将曹光实，攻陷河西三寨、银州等地，进围抚宁。但战胜过辽国“战神”耶律休哥的大宋名将李继隆出马，和大将王诜一道并肩出击，浊轮川一战，杀敌五千。李继迁狼狈逃窜。收复银州后再破悉利族，斩三千余级，出开光谷西杏子坪，降服三族首领析八军等三千余众。这不过是胜仗中的一例罢了。后来面对范、韩防线，西夏一筹莫展。到宋神宗元丰伐夏，名将章楶发明了堡垒推进的“浅攻”战术，一度将西夏帝国逼入绝境。最后将强大的西夏帝国打得“不复成军”。况且李继迁、李德明、李元昊三代扰边而终未得逞，其实他们也不敢有太大野心，不过是想让大宋承认自己的独立罢了，可到了最后还是俯首称臣，于大宋国祚丝毫无碍，要真“积弱”会是这种结果吗？
后世人多诟病“澶渊之盟”，认为那是屈辱的“卖国条约”。其实澶渊之役，宋军是打了胜仗的，宋军勇夺瀛、莫二州，那仗打至白热化时，胆子小点的宋真宗一经亲临前线，宋军士气大振，小将石保吉阵斩契丹名将南院大王萧挞凛，迫使萧太后签订城下之盟，承认宋朝占有关南三州，这就是“澶渊之盟”。现在，有相当多的学者专家认为，“澶渊之盟”是一项对宋朝非常有利的条约，契丹帝国正式割让战略要地瀛、莫二州归宋，而宋朝付出的只是每年三十万贯“岁币”而已，双方约为“兄弟之国”，也迎来了长达一百二十年的和平时期。认真钻研过《宋史》《三朝北盟会编》《金佗稡编》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等史籍的当代作家黄如一先生说：奇怪死了，“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却无视宋军从契丹帝国手中夺取的国土，而将比现代援外资金还少得多的‘岁币’作为一种耻辱并极力夸大。更有甚者，宋辽两国约为兄弟之国，分明是以宋真宗为兄，辽圣宗为弟，这些人却偏偏要说是宋真宗认了萧太后为叔母，却不说辽圣宗认了宋真宗他爸为伯父，以此误导读者，以为宋朝的辈分更低，其心何其阴毒？”作家嘛，说话感情有点冲。
不错，宋有“靖康之耻”。宣和七年（115），金兵灭辽后南下攻宋，宋徽宗慌忙让位给太子宋钦宗，但也无济于事。靖康元年（116）闰十一月，金兵攻陷首都汴梁，北宋亡。次年五月，虏走徽、钦父子二帝，连同后妃、皇子、公主等三千多人，皇室少女、妇女、宫女、官女、民女等一万五千多人，最初关在金上京城（今哈尔滨阿城市白城），再改囚于五国城（今哈尔滨依兰县城北）。徽、钦二宗先后死于此。这样的奇耻大辱十分罕见，但在中外历史上不算孤例。晋惠公韩原一战，兵败被擒，无人敢笑晋国贫弱；勾践失国，在吴国监禁三年，也无人敢笑越国怯弱；汉、唐帝国和罗马、波斯帝国，也都有过都城被攻陷，被迫迁都，君王蒙受羞辱的大同小异的不光彩记录，可谁又不夸它们的强盛与伟大？怎么轮到大宋朝，这点皇族的“奇耻大辱”就能与整个国家的“积贫积弱”“重文轻武”画等号呢？
笔者以为，即便宋朝越往后越有点“积贫积弱”，但也绝不能把病根归结到“重文轻武”上，倒是恰恰相反，太宗以降，历代宋君对太祖的“祖宗家法”，即“重文轻武”，重用文人的国策，虽则始终没有背弃，但越来越理解偏差，执行走样，严重脱离实际，不会活学活用，不会光大创新所致。
开国皇帝赵匡胤虽然是行伍出身，但成人醒事后酷爱读书。五代军人爱打仗，喜欢读书的很难找到，所以“赵读书”一般没人相信，于是就发生了一个没有人相信的真实故事。赵匡胤还在周世宗手下打工时，南唐君臣知道赵匡胤很难对付，就使出反间计说，赵匡胤在打南唐时，搞了好几车金银财宝。周世宗原本就对手下实力派军人不放心，一听这话信以为真，决心抓个典型杀杀军人威风。于是派人对赵匡胤进行大搜查，果然有鼓鼓囊囊十几车东西。不料打开一看，搜查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，全是书！连周世宗都大惑不解，你赵匡胤跟着我干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啥时候见你读过书呀？你搞这么多车书要卖吗？赵匡胤按捺住一肚子火，报告说：“臣无奇谋上赞圣德，滥膺寄任，常恐不逮，所以聚书，欲广闻见，增智虑也。”这事记录在《续资治通鉴长编·卷七》里。这么多书，总不能尽是兵书吧？必定有不少先秦经典著作。赵匡胤读了这么多圣贤书，他不会不懂一点尧天舜日，三坟五典，三代之治，不会不懂一点士君子文化的要义三昧，面对五代十国打打杀杀的天下乱局，他不会不想想一统中国后的大政方针，什么“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”之类。所以，开国之初，他即立下“不杀士大夫”的誓碑，并且作为“祖宗家法”而要求世世遵行，就不能说是凭空而来的。当代作家李国文先生在《宋朝的誓碑——中国文官制度由宋肇始》中写道：“两宋王朝对于文人的优容，对于文化的扶掖，对于文明的提倡，对于文学和文艺的宽纵，也许是中国历史中最值得肯定的时期了。”同时，重复一下德国汉学家库恩在《宋代文化史》中的这段话，或许更为必要：“中国在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发生了根本的社会变化，首先，文官政治取代了唐朝的以藩镇为代表的军人政治，受到儒家教育的文人担任政府高级行政官员；孟子以王道治国的思想第一次付诸实施。”那么，孟子“王道”的核心思想是什么？笔者以为就是“民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。这也是整个士君子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，太了不起、太伟大了！朱元璋贬孟子，新老秦始皇们干脆连孔孟一起干掉，怕的正是这个。赵匡胤能让“孟子以王道治国的思想第一次付诸实施”，能与赵普这样的文人集团结成牢固而平等的执政同盟，绝对是史无前例，居功厥伟！
新老秦始皇们视文人如寇仇，开明如唐太宗李世民，也不过把读书人当作工具，诱引你们入我彀中，为我所用。唯有宋太祖赵匡胤真心实意服膺文人，先以楚昭辅、王仁赡为师，后以赵普为师，彻底从“义社十兄弟”的武夫水平，蜕变升华至“雪夜访赵普”的明君水准。他把赵普视作家人兄弟，通家出入，被母亲杜太后亲切地呼为“赵书记”，因为此前赵普任过“掌书记”的职务，遂一直这么称呼。他与赵普心心相印、配合默契、各无私藏到胜过亲兄弟的程度，《宋史》中这样记载说：
自古创业之君，其居潜旧臣，定策佐命，树事建功，一代有一代之才，未尝乏也。求其始终一心，休戚同体，贵为国卿，亲若家相，若宋太祖之于赵普，可谓难矣！
事（建国事）定之后，普以一枢密直学士立于新朝数年，范、王、魏三人（前朝老臣范质、王溥、魏仁浦）罢相，始继其位，太祖不亟于酬功，普不亟于得政。及其当揆，献可替否，惟义之从，未尝以勋旧自伐。偃武而修文，慎罚而薄敛，三百余年之宏规，若平昔素定，一旦举而措之。
宋初之臣似无“伴君如伴虎”的感觉，为臣子者可以坚持自己的政见到不怕与皇上翻脸的程度。史料里有这样两个事例。一次，赵普打报告要提拔一位官员，平常赵太祖都是大笔一挥：同意！意外的是，这次却给驳回了。赵普心想，我是宰相，提拔谁我心里有数，你别太操心好不好？于是，又第二次打了报告。太祖老兄这回也邪门，还是驳回。赵普那股文人的拗劲上来了，我第三次再报。这回，皇帝的本性也到底发作了一回，不但当面撕碎了报告，还把宰相大人数落得够呛，就差没骂娘了。赵普反倒冷静下来，也不说话，从地上捡起破碎的纸片就走了。你猜这老兄怎么着，他连夜把这些碎纸片拼接好，第二天又给捅到赵皇帝面前了，而且看那架势，你只要一天不批，我就一天不消停。赵皇帝气得不禁大笑起来，老兄呀老兄，我算服了你啦！好好好，批批批，行了吧？
接下来这件事可就颠倒过来了。前朝有个大臣符彦卿，把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周世宗，贵为国丈。可此人聪明得很，看出赵匡胤要成事，所以闪电般地站在女婿的对立面，为大宋朝的问世立有殊功。赵匡胤呢，自然回报优渥，位子、银子、田产房产，要啥给啥，后来竟想连军权也给上些。赵普则极力反对，成天在太祖面前叨叨，惹得皇帝老子实在受不了，就说：哎，我就纳了闷了，你赵普要办的事，我都同意了；我要办的事，你赵普咋就这么难说话呢？好了，我不劳驾你了，我请别人往上打报告吧。后来，报告果然打到中书省了，特事特办，皇上有交代。这赵普的书生劲又上来了，他居然从中书省“骗”出报告，揣在怀里直冲宫里而去。他掏出那份报告晃了晃说，皇上，我把它截住了，希望你能再考虑考虑，这个人选不合适呀！气得赵皇帝哭笑不得，说，你怎么老怀疑符彦卿呢？我对他这么好，他难不成会辜负我吗？你猜赵普怎么接这个话茬儿，笔者估计古今中外做臣子的，再不会有第二个人敢这样说话：“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？”意思是说，当年周世宗也待你不薄呀，你怎么能从人家手中夺走了天下？我的天！这不是找死嘛！还得说这赵匡胤了不起，那皇帝脾气居然没再发作，沉吟良久，慢慢说道：赵普兄，你做得对。这就是宋初总体呈绿色的人文生态环境。宋太宗赵光义虽然毒死了自己的亲哥哥，自己当皇帝，却并没有背弃哥哥的既定国策，依然“重文轻武”，推行文官政治，贯彻“孟子以王道治国”的思想。在兄弟俩的经营下，大宋开国前期近四十年，应该评为太平盛世吧？
笔者以为，赵氏兄弟的最大贡献是，在近四十年时间里，不间断地重教育，兴科举，培养出一代新学人。所谓新学人，主要是指他们直接地上接先秦学风，回归儒家原典，特别是成为唐末提出的回归“文武同源”理想的实践者。他们的文治能力自然无须怀疑，便是武学功底也可谓空前绝后。可以说，宋代学士少有不知兵者，不光理论上能论兵，能整理和注释兵法，能道出前人所不能道，而且勇于实践，你说是挂帅出征，你说是戍边定邦，你说是参赞军务，你说是出使敌方，没有不能胜任愉快的。看看范仲淹、韩琦之前的名将录，潘美、曹彬、曹玮、郭进、石守信、石保吉、杨业、杨延昭、李继隆、李继宣……战功赫赫之外，有几个是不会作文写诗的？再看看范仲淹、韩琦之后的名将录，狄青、王韶、章楶、种师道、种谔、李纲、宗泽、岳飞、张浚、刘锜、韩世忠、辛弃疾……又有几个不是儒门学士？所以，两宋的士君子们，大多文武全才，怎么扯得上“重文轻武”？当然，开国之初，宋太祖赵匡胤针对唐和五代武人害世的弊病，搞过“以文抑武”的事，他对赵普说过这样的话：“五代方镇残虐，民受其祸。朕今选儒臣于事者百余，分治大藩，纵皆贪浊，亦未及武臣一人也。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·卷七》）由于对前代作恶的武人深恶痛绝，赵家兄弟严防武人当权，采取过一系列“抑武”的强硬措施，难免有矫枉过正的流风遗弊，也难免伤害过一些正派武人，比如王德用、狄青等，但是绝对不能说一些“以文抑武”的具体做法，就是两宋时代思想观念上“重文轻武”。有学者列出北宋军政三大弊端是：一是军队数量日渐庞大而缺乏训练；二是兵将分离，造成将不知兵，兵不知将；三是朝廷遥控前方战局，造成被动局面。细细考量这三大弊病，似与“重文轻武”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，即便是“军政府”当权，也完全有可能造出这三大问题。所以笔者在前面曾表达浅见说，“即便宋朝越往后越有点‘积贫积弱’，但也绝不能把病根归结到‘重文轻武’上，倒是恰恰相反，太宗以降，历代宋君对太祖的‘祖宗家法’，即‘重文轻武’，重用文人的国策，虽则始终没有背弃，但越来越理解偏差，执行走样，严重脱离实际，不会活学活用，不会光大创新所致。”现在笔者再重复一下这个意思：北宋中期造成这三大弊端的根本原因，恰恰相反，是宋真宗，尤其是宋仁宗，开始偏离了“与士大夫治天下”的“祖宗家法”，开始失去了老祖宗那点平民意识，那点“雪夜访赵普”式的对文人的尊崇、诚信、热情与渴求，开始以帝王之尊而发所谓“朋党”之忧，对士君子开始了猜忌、防范、分化、扼制和打击，开始被一群庙堂上的“志于禄”者所欺瞒、所迷惑、所左右了。这才是问题的实质。
范仲淹在《论元昊请和不可许者三大可防者三》中，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或曰：今王师不利者数四，而未思戢兵，何也？臣等谓不然。国家太平日久，将不知兵，兵不习战，以致不利。非中国事力不敌四夷，非今之军士不逮古昔，盖太平忘战之弊耳。”是谁“太平忘战”了？不是文臣武将，而是你宋仁宗自己！你生于太平，长在深宫，既无老祖宗起于草莽，发于征战的铁血经历，又无知人善任，深谙使文臣治国之三昧，唯知紧紧守住君权而不容旁落，这才造成“将不知兵，兵不习战”的“积弱”态势。
再一个招致弊端的重要原因，就是“将从中御”，根子也在皇帝身上。宋初以降，皇帝严格操控用兵之权，每到临战出征，皇帝才“以阵图授诸将”，而且还要从内廷派个“监军”，实行的是监军制度。将帅几乎没有什么指挥实权，至于相对独立的财赋之权，就更不用提了。这就叫“将从中御”。太祖、太宗时代，他们本人就身临战阵，全局在胸，这么干也还行得通。再往后这些子孙皇帝，从小身居九重，知道两军对垒是什么阵势吗？你遥控得了千万里之外的无常军机吗？继续守着“中御”的老招儿，能不出问题吗？范仲淹看得真切，所以初到前线，即《奏乞许陕西四路经略司回易钱帛》，为前方将士争财权。“沿边所费钱帛，万数浩瀚，官司屈之，未能充用……若不委之经度，即边计常是不足。”前引这些话真是说在点子上了。就因为仁宗不了解前方实际情况，又对前方将士不放心，这才发生了滕宗谅、张亢蒙冤案。范仲淹为此连上三道奏议辩冤。这三奏是：《奏雪滕宗谅张亢》《再奏辩滕宗谅张亢》《再奏雪张亢》。此案很能说明“积弱”深因，这里不妨一叙。
康定元年（1040）九月，西北多事。滕宗谅以刑部员外郎、职直集贤院、知泾州（今甘肃省泾川北），开始长达四年的边地生涯。庆历二年（104）闰九月，元昊举兵进犯泾、原一线。渭州（今甘肃省平凉市）马步军都部署、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，派副都部署葛怀敏迎战。葛怀敏不听规劝，分四路向定川寨（今宁夏固原北）进击，结果陷入西夏军包围圈，葛怀敏战死，近万人被俘。这就是三大败中的“定川寨之败”。葛怀敏兵败，沿边郡县吃紧，西夏军打到渭州时，距滕宗谅所在的泾州只有一百二十里，一日数惊。滕宗谅别看平日里大大咧咧，但知兵且有胆，沉着应对，动员数千百姓共同守城，又招募勇士，外出侦探敌情，决心与泾州共存亡。后来范仲淹率军急解泾州之危。滕宗谅张罗粮草军需，确保作战胜利，立下一份汗马功劳。得胜后，滕宗谅大设牛酒宴，犒劳宋军和助战有功的羌族首领等各路人士，又按边疆当地风俗，在佛寺为定川寨战役中死亡将士祭神祈祷，并安抚死伤者亲属，后事料理得颇为得体。不料一年多后却由此惹祸上身。先是，他由范仲淹推荐，接替范仲淹知庆州。庆历三年（104），他刚奉调回京不久，就有驻扎在泾州的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、泾略安抚招讨使郑戬告发他，说去年在泾州时，他滥用官府钱财，“使钱十六万贯，其间有数万贯不明”。朝中即有人随风跟进，监察御史梁坚立马给仁宗皇帝打报告，严行弹劾。仁宗虽仁，却从骨子里不信任这些有“朋党”嫌疑的士君子，这忽儿则大发不仁，立遣中使检视，务必严惩。滕宗谅此人还真有点义气、骨气，他唯恐株连众多无辜，遂将被宴请者、被安抚者的姓名、职务等所有原始资料，一把火烧个精光，老子一人做事一人当。这下可把仁宗惹毛了，下诏先将滕宗谅、张亢抓起来、关进去，“双规”都不搞。其实，这些前线花费也属正常，滕宗谅也不是那种贪占小人，可高高在上的宋仁宗哪会理解这些有胸怀的文士？于是作为亲历现场者的范仲淹、韩琦、欧阳修等人，都为滕宗谅打抱不平，上表辩诬，尤以范仲淹为最，不仅面君言事，还一连“三奏”辩诬。这三奏表面看是为滕、张事，实际上是言外有意，直刺当前国家“病灶”，不啻给宋仁宗以当头棒喝，非常精彩。下面先看《奏雪滕宗谅张亢》：
臣昨日面奏滕宗谅事，天威震怒之际，臣言不能尽。又章得象（时任宰相）等不知彼中事理虚实，皆不敢向前。惟臣知从初仔细，又只独自陈说，显涉党庇。宗谅虽已行勘鞫，必能辩明虚实。然有未达之情，须至上烦圣德。今具画一如后。
一、梁坚原奏滕宗谅于泾州贱卖人户牛驴，犒赏军士。臣切见去年葛怀敏军败之后，向西州军官员惊忧，计无所出，泾州无兵，贼马已到渭州，只是一百二十里，滕宗谅起遣人户强壮数千人入城防守。其时兵威已沮，又水冰寒苦约十日，军情愁惨。得滕宗谅管设环庆路，节次策应军马四头项一万五千余人，酒食柴薪并足，众心大喜。当仓卒之时，有此才力，虽未有大功，显是急难可用之人，所以举知庆州。缘其时贼马逼近，收买牛驴犒军，纵有亏价，情亦可恕。
二、梁坚奏滕宗谅在邠州声乐数日，乐人弟子得银碟子三二十片者。臣与韩琦到邠州宴会一日，其时众官射弓，各将射中碟子散与过弓箭军人及妓乐，即非宗谅所散与人，而罪归于滕宗谅。又云“士卒怨嗟”，况边上筵会是常，当直军人轮番祗候，因何得其日便函有怨嗟？
三、梁坚奏称滕宗谅到任后，使钱十六万贯，其间有数万贯不明。今来中使体量，却称只是使过三千贯入公用，已有十五万贯是加诬。钱数料是诸军请受，在十六万贯之内。岂可诸军请受，亦作宗谅使过？臣在庆州日，亦借随军库钱回易，得利息二万余贯，充随军公用支使外，却纳足官本。今来宗谅所用钱数物料，必亦是借官本回易，所得将充公用。
四、环庆一路四州二十六寨，将佐数十人，兵马五万。自宗谅勾当，已及**个月，并无旷阙；边将军民，亦无词讼；处置蕃部军马公事，又无不了。若不才之人，岂能当此一路？
五、边上主帅，若不仗朝廷威势，何以弹压将佐军民，使人出死力御捍强敌？宗谅是都部署、经略使，一旦逐之如一小吏，后来主帅岂敢便宜行事？亦无以立威，人皆知其自不可保。且将帅树威者，是国家爪牙之威也，须假借势力，方能济事。
六、防秋是时，主帅未有显过而夺其事任，将令下狱，若遇贼兵寇境，未知令何人卒然处置此路？又差王元权之，况王元在河东沮法，已曾责降，今且在边上备员，岂可便当一路委寄？恐更误事。
七、宗谅旧日疏散及好荣进，所以招人谤议，易为取信。
八、台谏官风闻未实，朝廷即便施行。臣目击非虚，而未蒙朝廷听纳。臣若是诳妄之人，不当用在两府①。既有目睹之事，岂可危人自安，误陛下赏罚？兼西北未宁，见搜求稍可边上任用之人即加奖擢，岂宜深旋破坏，使边臣忧惕不敢作事？虽国家威令不可不行，须候见得实情，方可黜辱。……
仍乞以臣此奏宣示台谏官，候勘得滕宗谅、张亢确有大段乖违过犯及欺隐入己，仰台谏官便是弹劾，臣甘与二人同行贬黜。臣所以极言者，盖陛下委寄边臣，使一向外御，而无外忧之祸，则边上诸路人人用心，不至解体，有误大事。
如果说此奏还多在陈述事情经过原委，不多彰显范仲淹深心深意的话，那么，在《再奏辩滕宗谅张亢》中，便锋芒闪烁了。其重复部分不录，兹取特别段落如下：
臣闻议论太切，必取犯颜之诛；保任不明，岂逃累己之坐？彝典斯在，具僚式瞻，臣自边陲误膺奖擢，授任不次，遇事必陈。……
臣所以激切而言者，非滕宗谅、张亢势力能使臣如此竭力也，盖为国家边上将帅中，未有曾立大功可以威众者。且遣儒臣以经略部署之名重之，又借以生杀之权，使弹压诸军，御捍大寇，不使知其乏人也。若一旦以小过动摇，则诸军皆知帅臣非朝廷腹心之人，不足可畏，则是国家失此机事，自去爪牙之威矣。唐末藩镇多杀害、逐去节度使，于军中自立帅臣，而当时不能治者，由帅臣望轻，易于摇动之故也。……
（今滕、张）其干连人党，盛寒之月，久在禁系，皆是非辜。若令燕度勘问二人，既事非确实，必难伏辩。或逼令认罪，又是陛下近臣，不可辱于狱吏。或至录问有辞，即须差官再勘。其合干人党，转不聊生，兼边上臣僚见此深文，谓朝廷待将帅少恩，于支过公用钱内搜求罪戾，欲陷边臣。且塞下州郡，风沙甚恶，触目愁人，非公用丰浓，何以度日？岂同他处臣僚，优游安稳，坐享荣禄。陛下深居九重，当须查此物情，知其艰苦，岂可使狱吏为功，而劳臣抱怨？……
如在臣则已有不合保此二人罪状，乞圣慈先次贬黜，免令臣包羞于朝，受人指笑。倘圣慈念臣不避艰辛，尚留驱使，即于河东、河北、陕西乞补一郡，臣得经画边事，一一奏论；或补二辅近州，臣得为朝廷建置府兵，作诸郡之式，以辅安京师。臣之此请，出于至诚，愿陛下不夺不疑。况臣久为外官，不知辅弼之体，本是粗材，祇堪犬马之用，若令臣待罪两府（指宋之最高军政衙门中书省和枢密院），必辱君命，且畏人言。臣无任祈天望圣请命，激切屏营之至。
仁宗皇帝你可听好了，我范仲淹可不是只为滕宗谅和张亢讨公道，我可是冒着“犯颜之诛”和“累己之坐”，替你大宋江山着想。假如这些边将儒臣“一旦以小过动摇”，让广大士兵知道你朝廷连这些边帅都不信任，那么，距离唐末藩镇之祸可就不远了！
数九寒天，把无辜边臣一直关在牢里，“辱于狱吏”，生不如死，居然在“支过公用钱”这样可笑的苛责中“搜求罪戾，欲陷边臣”，这也太过少恩而绝情了吧？你皇上“深居九重”，哪里会知道“塞下州郡，风沙甚恶，触目愁人”？这些真正为国家出力的人，日子过得多么艰难困苦你知道吗？你只能听到那些“优游安稳，坐享荣禄”的小人之言。“国病”的症结就在于此啊！
反正你皇上连我范仲淹也不信任了，那就干脆再把我贬出京城，随便放个地方算了，待在你身边，你看着我别扭，我还怕你左右这帮叽叽喳喳无事生非的犬儒呢！
从这些奏议中，完全可以感觉出来，范仲淹面对国家当前的种种弊端，早就忧思忧虑，痛心疾首，此次不过是滕宗谅、张亢事由，可巧触发其思虑与心痛，不免有点义愤填膺，不吐不快。当然，这是给皇上的奏折，还得有所收敛，不敢太过秉性而发。但在另一篇《答窃议》中，面对一群谀君害政的小人儒，则笔锋锐利雄沉，于上下捭阖间精光闪烁，更其彰显范仲淹之刚烈心性了。是为雄文，录主体于后。
汉高祖以黄金四万斤付陈平，而不问其出入，时陈平未有功也。唐高祖将斩李靖而恕之，时李靖未有功也。是前代帝王先布之以恩，后责之以效也。我太祖尝谓近臣曰：“安边御众，须是得人心。优恤其家，厚其爵禄，多与公用钱及属州课利，使之回图，特免税算。听其召募骁勇，以为爪牙。苟财用丰盈，必能集事。朕虽灭后宫之数，极于俭约，以备边费，亦无辞也。”命将帅李汉超等十三人分守西北诸州，家族在京者，抚之甚厚。凡军中事，悉许便宜。每来入朝，必召对命坐，赐与优厚，抚而遣之。由是边臣率富于财，得以养士用间，洞见番夷情状。每戎狄入寇，必能先知，预为之备，设伏掩袭，多致克捷，二十年间，无西北之忧。故兵力雄盛，武功盖世，由此而致也。
今滕宗谅为一路经略安抚使，兼兵马都部署，以公用钱回图，管设使命将校并蕃部酋豪，或赠遗官员游士。而梁坚弹奏滕使过钱十六万贯，有数万贯不明。及置狱研穷，才用三千余贯，复有所归，无分毫入己。是未见贪吏之状也。宣抚田舍人，朝之端人也，至庆州，目击军民蕃部等借留滕侯，遮壅于道，足下何得谓之豺狼？主上仁圣，不深责宗谅、张亢二人，仍降诏诞告边臣，依祖宗故事，使回图公用，一如平日。中宪不知内朝有此诏命，闻群口横议，遂伏阁请加责二人，以正宪律。既下法寺，则宗谅合赎铜而不当去官。是前断已重。亢坐将公用钱并酒散与军人，当更追一官。又朝廷既已降诏贷之，亦难反讦。足下责我保庇此人，固不敢避。自古文法，常害边功。今天子仁圣，有西北之忧，孜孜求人，以捍大患。帅臣用度小过，不害边事。居辅弼者，固当竭力辨明，恐误朝廷机事，为天下之忧，岂暇私于二人哉！
……
今之士大夫高谈时政，皆谓不能拔人，限以资级，使才者多滞，而朝廷乏贤；及见殊命越一等，则嚣然聚议，以为过优，何薄之甚耶！
假如宋仁宗能读到此文，或可大为震动且长思之。重温一下这些汉唐故事和乃祖行状，对照一下自己不谙实际，偏听偏信，背离“祖宗家法”所造成的种种弊端，不该好好地反省吗？想想不久后他即重用范仲淹、韩琦等人，掀开“庆历新政”一页，或者正是发端于此吧。
说大宋“积弱”病因不在“重文轻武”，而在皇帝不争，又“轻文”又“轻武”，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反证。
李元昊自从继承西夏王位，便正式立国大夏，自称“始文英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”。他在发给宋朝的通知书中很有底气：“臣偶以狂斐，制小蕃文字，改大汉衣冠，革乐之五音为一音，裁礼之九拜为三拜。衣冠既就，文字既行，礼乐既张，器用既备，吐蕃、鞑靼、张掖、交河，莫不服从。军民屡请愿建邦家，是以受册即皇帝位。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·卷一二三》）于是，很快就气盛兵雄，空前崛起，以边地小国而屡败大宋。欲问其中主要原因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，他像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一样“以文人治国”，像重用赵普一样重用西夏文人，有讽刺意味的是，这些个“赵普”大多是投奔过去的汉族知识分子。
且说陕西华州有两位书生，一位叫张元，一位叫吴昊，“负气倜傥，有纵横才”，慨然有经略天下之志。不幸科场不利，屡试不第，遂结伴出游塞上以广胸怀。这期间，向一宋廷边帅毛遂自荐，受了大冷遇，一气之下狂饮三日浇其块垒，在项羽庙乘醉题壁，有“秦皇草昧，刘项吞并”之壮语。从此，叛宋西去，决心在西夏讨前程。结果被以间谍嫌疑抓了起来，送至元昊处。李元昊早就有令，注意搜罗从中原过来的文士，定有藏龙与卧虎。因为张元和吴昊二人的名字连起来是元昊，大犯忌讳。所以李元昊亲自审问，即从这一点发话。大胆！你们俩怎么敢自称元昊？二人神色自若，反讽道：“姓尚未理会，乃理会名耶？”因为此时李元昊还叫赵元昊，那是大宋皇帝恩赐的“国姓”，还没有更改过来，遂有此讽。你赵元昊还有脸打问我们的名字吗？李元昊又惊又喜，亲解其缚，敬为上宾，授官赐爵，尊宠用事，成为西夏国最重要的两名“谋主”。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中记有此事并发千古之叹：“西夏元昊‘之叛’，其谋皆出于张元、吴昊。”后来“三川”“三大败”，那可不是西夏偶胜大宋呀！还记得那首讽刺诗吗？“夏竦何曾耸，韩琦未足奇。满川龙虎辇，犹自说兵机。 ”落款是：“太师、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。”平心而论，以夏竦之学识才具，以韩琦之文韬武略，真就不及张元、吴昊吗？当然不是。光这写诗作词的水准，就高出张、吴不知凡几。问题就出在：张、吴有赵普之大运，元昊有太祖之雄风，君臣相得，风云际会，不胜而何？反过来，夏竦投机取巧，韩琦“将从中御”，全怨这个宋仁宗一无乃祖之风，又轻文又轻武，不败而何？
宋仁宗还算头脑清楚，有所自省，接下来这才重用范仲淹、韩琦等“庆历新人”，大搞改革，在中国历史上划过一道闪电。笔者将在下一章有个交代。
庆历元年（1041）十月左右，五十三岁的范仲淹在西北前线写了一首《渔家傲·秋思》：
塞下秋来风景异，
衡阳雁去无留意。
四面边声连角起，
千嶂里，
长烟落日孤城闭。
浊酒一杯家万里，
燕然未勒归无计。
羌管悠悠霜满地，
人不寐，
将军白发征夫泪。
笔者不揣冒昧，意译如下：塞上秋景与内地大不同，一片萧杀苍凉，南飞的大雁都一点儿不留恋它。连营军阵的号角四处响起，但见崇山峻岭间，长烟缭绕，残阳斜照，守着一座紧闭的孤城，真是让人感慨无限。乡关万里，谁不思亲，可只能把酒遣胸怀，人家东汉窦宪出塞三千余里，至燕然山刻石记功而还，可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早着呢。夜深霜重，羌笛声声，让人难以入睡，想想战争是多么冷酷，将军悲白发，无数征人泪。
据魏泰在《东轩笔录》中说，这首被欧阳修誉为“穷塞外之词”的《渔家傲·秋思》，原为组词，有数阕，皆以“塞下秋来”为首句，但流传至今的却只有此首。有评家如是说：“作为两宋边塞词之滥觞，这首《渔家傲》剑走偏锋，风骨遒劲，把民族命运、动荡时局填入词曲，景中有情，情中有景，以其守边的实际经历首创边塞词，有王维《使至塞上》诗‘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萧关逢候骑，都护在燕然’的千古悲凉，更有‘小范老子胸中自有百万甲兵’的冲天豪迈，一扫花间派柔靡无骨的词风，为苏、辛豪放词风导夫先路。”遂发浩叹曰：神仙一阙《渔家傲》，读破希文一片心！
说到人夸范仲淹，猜猜还有哪位大名人夸过他？笔者说出来，准是惊大家一跳。盖棺论定的大奸臣秦桧，专门写过一首诗，真心实意地赞颂范仲淹和韩琦。诗题是《题范文正公书〈伯夷颂〉后》，诗曰：
高贤邈已远，凛凛生气存。
韩范不时有，此心谁与论？
秦桧此诗真乎？伪乎？笔者考证不来，先道出它的出处。吾友杨璐兄原为北京古籍出版社总编辑，退休后挟“三才”之利，独辟蹊径，专门搜集、整理、注释历代大奸大才名臣的诗词歌赋，已正式线装出版的有《和珅诗词全集》《严嵩诗词全集》，目下正在做秦桧诗词搜集。上引此诗，即杨璐兄刚刚发给我的。在此作为本章收束，或也别致。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