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，回到“睦州、饶州、邓州”的邓州。
笔者在前文书中说道：“范仲淹饶州之贬，似应把徙知润州、越州也计算在内，时间上算一个连续无间的小单元，考察其诗文心胸，也真是同一个精神小空间。”循此，在范仲淹生命中最后一个时空单元里，除邓州外，也应包括杭州、青州。
宋仁宗活了五十四岁，吕夷简六十三岁，晏殊六十五岁，夏竦六十七岁，欧阳修六十六岁，韩琦六十八岁，滕宗谅五十八岁，尹洙四十七岁，富弼七十九岁，苏舜钦四十一岁，石介四十一岁，王拱辰七十四岁，王安石六十六岁，苏轼六十五岁，范仲淹六十四岁……这一代北宋风流人物，真应了古语“人活七十古来稀”！笔者感慨，由此得出一组散句如下：但知何时生，哪知何时死。阴阳一世界，生死一轮回。生命真神奇，不必去悲伤。那么，在范仲淹生命的最后八年岁月里，他又是怎么样度过的呢？
写下范仲淹“家在邓州”这个小标题，可能会招来一片批驳。陕西彬县人会说：看过《宋史·范仲淹传》吗？“其先邠州人也”，知道不？秦设漆县，东汉为新平郡，北魏改为白土县，西魏改豳州，唐开元年间改称邠州，民国初年撤销邠州建制，在原州治所在地设立邠县，因“邠”字生僻，在文字学上与“彬”字相通，故一九**年经国务院批准改称彬县。这里可是范仲淹的老根据地，不见他常以“北人”自居，动不动就口出“陇上人”“陇上带经人”什么的，难忘根本啊！笔者在彬县采风时，发现真是个古地方。且不说彬州梨、大觐枣皆是千年贡品，光一个吃了三千多年的御面，就让你肃然起敬。御面又称玉面、淤面，是一种有别于西安凉皮的面粉特制食品。相传：当年周太王古公亶父居豳时，为夫人姜女所发明。姜女可是《诗·大雅·绵》中盛赞的美丽又聪慧的“第一夫人”，以善于烹调著称。后来古公亶父由豳迁岐，途经乾县梁山，姜女也将御面制作技艺带了过来。又相传：过了一百多年，古公亶父的重孙周武王灭商建周，亲自来祖地豳国朝拜，指名要吃曾祖母创始、曾祖父命名的淤面，由此淤面正式称为“御面”。不过，要找到范仲淹的祖上踪迹，那是难了点，连他知邠州时兴建的那座州学旧址都看不到了。
商丘人会说：咋这样没记性呢！好，再重复一下：河南商丘才是范仲淹成才立业、娶妻生子、兴教留居之地，虽说是第三故乡，但可是真正意义上的、属于范仲淹自己的“家”。他读书应天，出仕为官，婚缘商丘，家计宁陵，永城置田，守丧应天，执教南都，冒哀上书，升迁京都，后世留居……都与商丘结下不解之缘。就算后来离开商丘异地为官，但他的那个“家”仍然留在商丘。说得再具体点，范仲淹任兴化县令后，娶商丘姑娘为妻，就是太子中舍李昌言的长女；谁是介绍人呢？太宗朝宰相李昌龄的侄子李纮，李夫人是他的堂妹。正是在李氏家族的资助下，加上自己的俸禄，范仲淹这才在宁陵、永城购置了庄田。于是，才能尽孝，把母亲接到宁陵庄田赡养，尽享天伦之情，实现了他“自立门户”的夙愿。史籍上多处记载范仲淹“家计于宁陵”，范仲淹的书信中也言及“宁陵家计”，母亲去世后，起先也是安葬在宁陵庄田内，后来才迁葬伊川。之后，守制三年期间，应晏殊之邀，主持应天书院教务，常在宁陵和应天书院之间行走，李氏携长子纯祐则长久居留宁陵家中……至今，范仲淹宗亲仍居商丘，虞城县利民镇有“范仲淹祠堂”和明代从苏州返迁来的范氏宗亲。要说“家在邓州”，哪如说“家在商丘”更好呢？
苏州人会说：请把《宋史·范仲淹传》开头那话读全乎了：“范仲淹，字希文，唐宰相履冰之后。其先邠州人也，后徙家江南，遂为苏州吴县人。”知道“遂”字怎么讲吗？词义多达几十个，这里只能取表明和决断之义，从此就是苏州人，板上钉钉啦！再说，范家祖坟就在我们苏州木渎镇天平山，自唐至今多少代了，天下谁人不知道？
这三方人士说得都对，都有自己的道理。不过，且听笔者把范仲淹“家在邓州”的意思说明白，这个“家”，不是彬县那个老老家，不是苏州那个老家，不是商丘那个“第三故乡”的家，不仅是自然人那个肉身之家，此处特指范仲淹的心灵之家、精神家园！
那么，邓州就当得起是范仲淹的心灵家园吗？且容笔者试剖析。
事情最好从《奏乞罢参知政事知边郡》说起，那是庆历四年（1044）冬天，“进奏院案”发生之后，范仲淹看出新政大局已不可为，遂萌退意，才有是奏。接下来有一系列奏章：《陈乞邠州状》《谢授知邠州表》《邠州谢上表》《陈乞邓州状》《谢转给事中移知邓州表》《邓州谢上表》《谢依所乞依旧知邓州表》，再加上数年前的《乞小郡表》，联系起来看，方好理清范仲淹五十岁以后的心路历程。可惜限于篇幅，不能录以全貌，择要列出了。就从最早的《乞小郡表》看起。
臣某言：臣闻先民有言曰：“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”臣下之通规也；“进人以礼”，君亲之盛德也。臣仰逢明圣，俯念拙艰，抚此病躯，敢期生造。
窃念臣前在饶州日，因学行气，而有差失，遽得眩转之疾，对宾客忽倒，不知人事，寻医救得退。自后久坐则头晕，多务则心烦。昨在延安，数曾发动。……赴任耀州，以炎热之期，历涉山险，旧疾遂作，近日颇加。头目昏沉，食物减少，举动无力，勉强稍难。
臣赋性本蒙，处心至狭。国家擢于清要，有遇事辄发之尤；寄以重难，无思患预防之智。言必取悔，举则败官，未愈数年，实经三黜。频招物议，屡渎宸聪。费天力之主张，由臣命之奇蹇。矧今抱病，何可贪荣。……伏望皇帝陛下，推至仁之恩，施曲成之化。念其理历，出自遭逢，特发圣衷，不循朝例，以臣学士之职，改一庶官，或且在当郡，或于随、郢、均、汝之间守一小州，庶获安静，尚图痊愈。……倘形骸未顿，药饵有功，则当再就驱驰。……
请注意，这是范仲淹头一次在正式奏章中，向宋仁宗陈述自己身体有病。这个时间点值得琢磨，是他因故焚毁元昊来信而开罪朝廷，上头不念他一片苦衷，反而要诉诸斩刑，最后虽然只将他降级调知耀州，这与“百官图事件”的打击一样，又一次让范仲淹非常寒心。后来有那五次“陈让表”，此宁非原因之一？可以说，范仲淹从此时开始，已对宋仁宗有了比较清醒、全面的认识，接下来那段“言必取悔，举则败官，未愈数年，实经三黜”的委屈，便是一种变调的抗疏，而“乞一小郡”“改一庶官”的诉求，则表明在年过半百的范仲淹的内心世界，出世之志已然有所露头，借口有病，不过是进退自如的好主意。而今仁宗亲手断送庆历新政的冷峻现实，无疑让范仲淹去意顿增，来一道《奏乞罢参知政事知边郡》，其心理支撑盖由此而来。于是，便有了《陈乞邠州状》《谢授知邠州表》《邠州谢上表》，便有了邠州之任。“邠州三奏”的主要内容有二：一是向皇上再三谢罪，由于自己“涉道尚浅，立身本孤”，所以“进登二府，参预万机”以来，“议刑赏，则不避上疑；革侥幸，则多招众怨。心虽无愧，迹已难安”，“讵有兴邦之言，曾无经国之効”，看来只有任职紫塞小郡，“庶供粗使，聊谢舆言”。二是坚决不在中枢兼职，请“罢参知政事并宣抚使，只差臣于邠、泾间知一州，带沿边安抚使，乞不转官，仍不带招讨、部署之名”；另因又让他“知邠州军州事及管内劝农使”，故特别强调“罢政府之重责”，“愿解贰于黄枢”，只去“往守要藩”，“请分忧于紫塞”。此处“聊谢舆言”四字太要紧了，大有调侃、讽讪与难言、不言之意：真以为我范仲淹道浅身孤、无有经天纬地之才吗？可叹池浅王八多，龙虎际会难，只好不奉陪了，拜拜了您哪！
不过，范仲淹不唯政坛失意，也确实身体有病。四十六岁睦州诗就已经有所透露，“不道鲈鱼美，还堪养病身。”“有病甘长废，无机苦直言。”（《出守桐庐道中十绝》）而且他的病，每到秋天都要发作。四十八岁在饶州时曾经很严重，“对宾客忽倒，不知人事”，而且“自后久坐则头晕，多务则心烦”，在西北前线这几年一直如此，到耀州任上，已然发展到“头目昏沉，食物减少，举动无力”，不找个好地方认真医治也真是不行了。所以，在邠州待了半年之后，虽则先祖老根之地多有留恋，毕竟对医病不利，遂有《陈乞邓州状》《谢转给事中移知邓州表》《邓州谢上表》《谢依所乞依旧知邓州表》等四折。在《陈乞邓州状》中，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：
今又睹朝旨，据鄜延路奏，所定疆界，并已了当，仰保安军、镇戎军榷务通行博易者。事或宁静，理当改更。其陕西边事，自有诸路经略使处置。惟此四路安抚司，今后别无事务，欲乞朝廷指挥废罢。臣则宿患肺疾，每至秋冬发动，若当国有急难之时，臣不敢自求便安，且当戮力。今朝廷宣示，西事已定。况邠州原系武臣知州，伏望圣慈恕臣之无功，察臣之多病，许从善地，就访良医，于河中府、同州或京西襄、邓之间，就移一知州，取便路赴任，示君亲之至仁，从臣子之所望，实系圣造，得养天年。
这时，范仲淹点明自己所患乃“肺疾”，要求离开紫塞边州去内地就医，并请求去向“于河中府、同州（即今渭南市大荔县），或京西襄、邓之间”，也就是古南阳之地。此“状”中未涉心事，但在给挚友韩琦的信中则有这样的话：“盖年向衰晚，风波屡涉，不自知止，祸也未涯。此诚惧乎中矣。瞻望风采，伏惟倍加自重。须求便安，以全衰晚。”何谓“风波屡涉，不自知止，祸也未涯。此诚惧乎中矣”？如今要求去内地，诚为治病，但也确是惧乎了这些年来的政治灾难，如今已近花甲之年，不得不考虑“须求便安，以全衰晚”的事儿啦。“展节事君三黜后，收心奉道五旬初。”范仲淹这种“道不同则卷而藏之”的士君子情怀，在多年前这首《移丹阳郡先游茅山作》中，也是早有吐露了。
对于范仲淹所请，宋仁宗以“给事中、依前资政殿学士、知邓州军州事”，予以成全。此时宋仁宗何等心境，是正好借此把你这个可敬又可畏的范仲淹打发利索，还是念其忠勤刚正而有所留恋，或许二者兼而有之？不得而知。但对于范仲淹来说，安排到邓州，他是真心喜欢并心存感谢的。这有《谢转给事中移知邓州表》《邓州谢上表》为证。两表内容大同小异，这里兹录《邓州谢上表》。
臣某言：伏奉敕命，授臣给事中，依前资政殿学士、知邓州军州事，已礼上讫。琐闱清品，穰都善地。处之甚重，惴然若惊。
窃念臣志意本微，才力素寡。始于及亲之禄，俄有得君之遇。启沃无隐，出处惟命。持一节以自信，历三黜而无悔。顷以氐羌犯塞，朝廷旰食，起臣思过之地，授臣御戎之策。往罄死力，敢图生还。夙夜一心，首尾四载，仅免舆尸之祸，终无克敌之勋。一旦召还，五章陈让。惟求守塞，不敢入朝。再烦诏音，促登枢右。改参大政，俾竭微才。革姑息之风，则谋身者切齿；尚循默之礼，则忧国者寒心。退孤上恩，进敛群怨。诚难处于要路，复请行于边鄙。方陈豫备之策，俄睹绥怀之事。乃宣霈泽，以安黎元。臣以患肺久深，每秋必发，求去冱寒之地，以就便安之所，庶近医药，存养晚年。伏蒙皇陛下，天覆地生，云濡雨濯，进以清近之秩，付以偃息之藩。风俗旧淳，政事绝简，心方少泰，病宜有疗。实系宽大之朝，将幸康宁之福。敢不孜孜于善，战战厥心，求民疾于一方，分国忧于千里。上酬圣造，少罄臣诚。
此时的范仲淹，对宋仁宗感激是感激，但还是无意间流露出内心一种士君子式的终极遗憾与怨愤。我范仲淹先是“持一节以自信，历三黜而无悔”，随后西夏犯边，国防吃紧，你们把我从贬谪之地送上前线，我“往罄死力，敢图生还。夙夜一心，首尾四载”；接着，是你皇上要召我还朝，我是“五章陈让”“不敢入朝”呀，可“再烦诏音，促登枢右”，我还敢抗命不遵吗？这才“改参大政，俾竭微才”。可结果怎么样？“革姑息之风，则谋身者切齿；尚循默之礼，则忧国者寒心。退辜上恩，进敛群怨。”我范仲淹是两头不落好。此时，他没有说出口的话还有：想不到你宋仁宗来了个“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”，将我们这批忠心谋国为民的新政人物置于身败名裂之地，更将一场多么伟大的改革事业断送无常。谢上表本是一种宫廷八股，但到了范仲淹笔下，每每总有千般深意，万种性情。这里，还要特别关注一下《谢依所乞依旧知邓州表》。为什么会有这样一道奏议？《范仲淹年谱：六十四年的人生历程》这样记载：“庆历八年（1048），六十岁。正月，诏移知荆南府，邓民请留，范仲淹亦上表自请愿留；二月，复知邓州。”原来，范仲淹在邓州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拥护，任满后要调往荆南府（今湖北江陵一带）时，为老百姓苦苦挽留，“老九不能走”！面对如此多情的邓州人民，范仲淹也不愿就走，便给朝廷上书请留。不料宋仁宗还真批准了，于是就有了范仲淹这道《谢依所乞依旧知邓州表》。
现在的河南省邓州市，古称穰。“穰”字何解？形声，从禾，从襄，襄亦声。“禾”指“谷物”，“襄”意为“包裹”“包容”，二者联合起来表示“带有‘身孕’的谷物”“成熟待收的谷物”，故其本义就是指成熟的庄稼，指丰收。《诗·周颂·执竞》曰：“降福穰穰，降福简简。”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曰：“五谷蕃熟，穰穰满家。”都是这个意思。可见邓州这个地方，从古以来就是个能吃饱饭的好去处。它地处豫、鄂、陕交界，南阳盆地中南部，白河环其前，伏牛耸其后，宛桐障其左，郧谷拱其右，乃江汉之上游，襄汉之藩篱，秦楚之扼塞，沃野百里，人烟稠密，自古号为上等郡、望郡、钜郡。据说历史上有五位皇帝考虑过在此建都：北魏孝武帝元修、唐高宗李治、唐昭宗李晔、宋钦宗赵桓和金哀宗完颜守绪。公元一九九四年，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八里岗新石器时代遗址，就在邓州市东约三公里处，距今约六千八百年，可见邓州历史文化之厚重。北宋初，在邓州仍设“武胜军”①，领邓州、内乡和南阳三县。此地距京都汴梁不算很远，又这么富庶安然，于是，在北宋早期成了安排“老干部”休闲居官的“特区”之一，依例七十岁左右的老功臣可以在此一面做官，一面颐养天年。比如那位开国元老、受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三代帝王殊遇的张永德，“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”的开国宰相赵普，宋太宗的状元宰相苏易简，逼着宋真宗上前线抗辽的铁腕宰相寇准等，都曾担任过邓州知军、知州。范仲淹以望六之年而能知邓州，也算开了特例。
对于范仲淹来说，邓州于他有着前所未有的人生意义。孔圣人说他自己“五十而知天命”，一不小心说出了人类生命的普遍规律，所谓“天命”者，可理解为哲学的宇宙来源，是一把探求生命真谛的神奇灵钥。譬如登山，少壮者奋勇攀爬，沿途美景令他如醉如痴，山顶风光更让他向往无限，寄托着毕生的希望。有过来人告诉说，登不登顶吧，那上面也没什么好看的。他才不信呢，继续勇往直前，只盯着前面的山顶使劲。及至来在巅峰，山风呼啸，雨雪扑面，间或蓝天白云太阳也很美丽壮观，怎奈“高处不胜寒”，方知真非久留之地。好在此时目光开阔，已然可以看清山的四面八方，豁然顿悟，悟出全部人生意义，知天命了。不过人到这会儿，也有点身心困乏，聘目四望，极想觅一理想处所，一面歇息，一面思考，于是放眼看去，那心灵家园又在何方呢？所谓心灵家园，风物宜人尚在其次，最要紧的是可能让人释然“放下”，不经意间人性回归，灵魂歌唱。置身峰顶的范仲淹极目逡巡，他看中了邓州及其东南隅的百花洲，此处真是他的心灵家园吗？
百花洲挺好听，但是天下可不止一处。江西南昌有东湖，东湖之中有三座小岛，合称百花洲，后来干脆把整个东湖一带的风景区全称为百花洲。人家从唐代以来就出名了，历史上的东湖书院、东湖书画会等，都设在这里；名人吟诵作品甚多，如李绅、杜牧、黄庭坚、辛弃疾等，在此都留有绝妙诗文。泉城济南也有个百花洲，就在大明湖南面，有一小湖碧波粼粼，水中碧莲映日，红荷争艳，岸边弱柳临风，娇柔婀娜，距此不足二三百米处，即是著名的珍珠泉群，泉水经曲曲折折的玉带河，缠缠绵绵地流入百花洲，再穿鹊华桥流进大明湖。据说宋时的百花洲，比现在大得多，还有个小岛。写过《范仲淹传》的曾巩调任齐州（即今山东济南）知州，在大明湖上筑百花堤，小岛也因之名为百花台。岛上百花烂漫，景色宜人。曾巩有《百花台》诗赞之曰：“烟波与客同樽酒，风月全家上采舟；莫问台前花远近，试看何似武陵游。”后世名人如明代文坛“后七子”领袖、济南人李攀龙，在百花洲建白雪楼，隐居于此，一部《沧溟集》风行天下，历百年而不衰。其美妾蔡姬，善烹调，所创之葱味包子，流传至今，已是济南著名的风味小吃。再说惠州也有个名胜去处百花洲，位于惠州西湖明月湾附近，与长桥相连。不过，它出名就晚了，明正德年间，甘公亮为惠州太守时，在州上建落霞榭，临四壁窗户眺望，尽览湖光山色。现存“落霞榭”，为民国时重修，设“刘伦花阁”，新辟花廊，广种名色花卉，遂成惠州一景。而今最年轻的百花洲叫作“梦幻百花洲”，位于广东东莞松山湖工业园核心区域内。据说景区全面开放后，将是珠江三角洲最具观赏、游玩、休闲、娱乐价值的花卉主题景区，其中有一个蝴蝶生态园，集蝴蝶养殖、蝴蝶标本展览、蝴蝶动漫造型于一体，又据说不是世界第一，也是中国第一。不过，上面这些新旧百花洲，均与范仲淹无关，这里只说范仲淹选中的邓州百花洲。
邓州百花洲何时成为一处著名景观，不好查考。有人说此处一早也称“东湖”，详细的就不如南昌东湖好说了。据邓州学者杨德堂先生考证，现存最早题咏百花洲的诗，是宋仁宗景祐二年（105），兵部尚书宋祁写给邓州知州燕肃的《答燕龙图对雪宴百花洲见寄》，诗中有“百花洲外六花寒，使幕凌晨把酒看”之句。四年后，宝元二年（109），范仲淹的同年好友谢绛出任邓州知州，整修了百花洲，并创建了标志性建筑览秀亭。欧阳修、梅尧臣等到邓州拜访谢绛，曾在百花洲上泛舟，览秀亭下抛堶，诗酒唱和，有欧阳修《和圣俞百花洲二首》诗为证。诗中“野岸溪几曲，松蹊穿翠阴。不知芳渚远，但爱绿荷深。”都让人可以想象出百花洲之阔与美。有人将此诗安在了南昌东湖百花洲，显然是掠人之所爱。庆历六年（1046）正月，五十八岁的范仲淹来到邓州时，欧、梅唱和诗已然流传六年之久，美诗依然而美景不再，且故人离去，谢知州更是驾鹤永逝，所修之百花洲一片荒凉，览秀亭早已倒塌，不免让范仲淹好有一番感慨。莫非他之属意邓州，也与这段思友之情相关？然而决意要重修百花洲，且要在此创建百花洲书院，则是可以肯定的事，因为立马即付诸实施了。待到百花洲重建工程告竣，览秀亭再现雄姿，主修人不免诗兴大发，特作《览秀亭诗》：
南阳有绝胜，城下百花洲。
谢公创危亭，屹在高城头。
尽览洲中秀，历历销人忧。
作诗刻金石，意垂千载休。
我来亭早坏，何以待英游。
试观荆棘繁，欲步瓦砾稠。
嗟嗟命良工，美材肆尔求。
曰基复曰搆，落成会中秋。
开樽揖明月，席上皆应刘。
敏速迭唱和，醺酣争献酬。
老子素不浅，预兹年少俦。
九日重登临，凉空氛气收。
风来雁声度，云去山色留。
西郊有潭菊，满以金船浮。
雅为郡子寿，外物真悠悠。
过则与春期，春时良更优。
焰焰众卉明，衮衮新泉流。
箫鼓动地喧，罗绮倾城游。
五马不行乐，州人为之羞。
亭焉讵可废，愿此多贤侯。
此处请特别关注“五马不行乐，州人为之羞”。五马者，乃太守之代称。汉时太守乘坐的车用五匹马拉，因借指太守。白居易《西湖留别》有句：“翠黛不须留五马，皇恩只许住三年。”范仲淹在这里公开宣示：作为地方长官，假如做不到与民同乐同忧，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。据记载，新修的百花洲景区，除了城头的览秀亭，还在百花洲上创建嘉赏亭，从西郊移来各种菊花，新建了菊台；为振兴邓州文运，又在对应的城头创建春风阁、文昌阁，成了邓州一处人文内涵丰富的复合景区，一直到今天，看来还是邓州的第一名胜。最难能可贵的是，范仲淹将这一头等胜景公开对外开放，上到达官贵佬、百万富翁，下到寻常住民、“引车卖浆者流”，均可自由出入，尽情游览休闲，形成了“箫鼓动地喧，罗绮倾城游”的盛况。笔者所在城市有一座森林公园，号称全民所有，可有一半风景区，而且是最美的风景区，用铁丝网圈成“高尔夫”，只供官商名流及其“官富二代”享用，老百姓不得入。想想一千多年前的范仲淹之思想与作为，真不知该作何感慨。下得“山顶”的范仲淹，无疑把“民为贵”的士君子情怀，又予拓宽与升华。这一点，接下来创建花洲书院等事更能体现出来。范仲淹一生兴学育人，从不稍怠，走一处必有是举。但他罢参知政事之后的再兴学，应特别评价，尤其是创建邠州州学和那篇《邠州建学记》。以下全录《邠州建学记》：
国家之患，莫大于乏人。人曷尝而乏哉？天地灵粹，赋于万物，非昔醇而今漓。吾观物有秀于类者，曾不减于古，岂人之秀而贤者独下于古欤？诚教有所未格，器有所未就而然耶！庠序可不兴乎！庠序者，俊乂所由出焉。三王有天下各数百年，并用此道以长养人材。材不乏而天下治，天下治而王室安，斯明著之效矣。
庆历甲申岁，予参贰国政，亲奉圣谟，诏天下建郡县之学，俾岁贡群士，一由此出。明年春，予得请为邠城守。署事之三日，谒夫子庙。通守太常王博士稷告予曰：“奉诏建学，其材出于诸生备矣。今夫子庙隘甚，群士无所安。”因议改卜于府之东南隅。地为高明，遂以建学，并其庙迁焉。以兵马监押刘保、节度推官杨承用共掌其役事，博士朝夕视之。明年夏，厥功告毕。增其庙度，重师礼也；广其学宫，优生员也。谈经于堂，藏书于库，长廊四回，室从而周，总一百四十楹。广厦高轩，处之显明。士人洋洋，其来如归。且曰：“吾党居后稷、公刘之区，被二帝三王之风，其吾君之大赐，吾道之盛节欤！敢不拳拳服膺，以树其德业哉？”
余既改南阳郡，博士移书请为之记。予尝观《易》之大象，在《小畜》曰：“君子以懿文德。”谓其道未通，则畜于文德，俟时而行矣。在《兑》曰：“君子以朋友讲习。”谓相说之道，必利乎正，莫大于讲习也。诸生其能知吾君建学，圣人大《易》之旨，则庶几乎。故书之。
设想：假如范仲淹乃一介志于禄者，在中央机关那么好的铁饭碗都砸了，多么失落又丧气！来到邠州这样一个边鄙小地，前程黯然未卜，心里七上八下，哪有心思兴学？虽说理当为老根故土之地做点贡献，可心里难免有气：谁又肯为我做贡献呢！多亏范仲淹不是此等小人儒，乃是堂堂君子儒，在其位则“眼光向下”，将兴教办学列在新政，厉行不辍，“予参贰国政，亲奉圣谟，诏天下建郡县之学，俾岁贡群士，一由此出”；不在其位则一秉初衷，不忘民瘼，个人纵然身处委屈艰难，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素志不可屈，素行不可废，坚持兴学没商量。正是出于这样的胸襟，才会有邠州建学灿灿之举，才会有《邠州建学记》洋洋宏文。还有一点，州学峻工时，范仲淹早已来到邓州，是邠州博士王稷差人特邀，请他作记。放在一般人，或有推托，或予应付，哪会有这样一篇倾注心血之作！初读开篇，立即就会感受到他二十多年前历次“青年上书”的如火热情，落笔的《小畜》与《兑》，则突显他以《易》贯之的行世、做人之道，那是一个君子儒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心胸与操守。由此即可推断，他创建花洲书院，那是势所必然的事。
关于花洲书院，著文推介者太多了！为省笔墨，笔者不想嚼别人的馍，这里转引杨德堂先生一段文字如下。
据民国《重修邓县志》记载：“花洲书院，在范文正公祠东。范公出刺邓州，在百花洲上建学舍，以教士子。”书院的讲堂名曰“春风堂”，取意于“宣圣春风”的典故。宣圣，即孔子，据《尚友录》记载：“汉武帝谓东方朔曰：‘孔颜之德何胜？’方朔曰：‘颜渊如桂馨一山；孔子如春风，至则万物生。’”范仲淹将书院讲堂命名为春风堂，是希望教师讲课如春风化雨，学生听讲要感到如坐春风。为了使书院尽快兴盛起来，他常于公余之暇到书院执经讲学。范仲淹的儿子、官至宰相的范纯仁，北宋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张载，元祐时的邓州知州韩维，均“从师范仲淹学于花洲书院”（《嵩阳书院》）。据邓州人、明宰相李贤主持纂修的《大明一统志》记载，范仲淹曾赋诗“春风堂下红香满”。此诗虽为残句，但可以看出范仲淹是以满怀喜悦的心情，来描绘花洲书院人文蔚起的景象的。
创办花洲书院，开邓州千年文运。邓州人贾黯（字直孺）在书院创建的当年便高中状元。清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，邓州知州徐柱臣在《重修春风阁碑记》中曰：“贾直孺大魁天下，固证人文之蔚起。要非公之善教，不及此。一时沾化雨、坐春风，接踵而来者，蒸蒸日上。迄今虽人远代隔，而‘春风堂下红香满’之咏，犹啧啧人口于不衰。”邓州人把花洲书院视为教育的圣地，人才的摇篮，自宋而后屡圮屡修，办学不断。
这里新提到两位历史名人，一为“北宋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张载”，一为“范仲淹的儿子、官至宰相的范纯仁”。不妨顺便“插播”一点别的精彩。
张载者，以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“横渠四句”而闪耀千古。然而，这位宋代理学主要奠基人、关学学派创始人、著名哲学家、思想家和教育家，如果没有早年与范仲淹的一段交往，肯定会是另外一种人生。他生于宋真宗天禧四年（100），比范仲淹小三十二岁，出生在陕西眉县横渠镇，故世称“横渠先生”。二十一岁那一年，是宋仁宗康定元年（1040），夏天，正好范仲淹任陕西招讨副使兼知延州，壮志凌云的张载只身闯进范仲淹帅帐上书，是为《边议九条》，即：清野、回守、省戍、因民、讲实、择帅、择守、足用、警败。并且提出，他打算联合焦演①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，建功立业，博取功名。范仲淹眼前一亮，先仔细打量其人，再认真阅读其文，随之展开学术交流，心中不觉大喜：“此人可成大器矣！”遂推心置腹劝张载道：“儒家自有名教，何事于兵。”意思是说，你赶快弃武从文吧，读书论道，你的前程不可限量！并赠之《中庸》以为鼓励。张载收下赠书，接受劝告，深谢范仲淹点拨终生，表示即刻返乡读书，不负恩师所期。从这年起直到三十八岁，张载埋头读书治学十七年，先读《中庸》，“认为未足也，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，累年尽究其说，知无所得，反而求之《六经》，终成一家之说。”其间的庆历二年（104），范仲淹为防御西夏南侵，在安阳府（今甘肃庆阳）城西北修筑大顺城竣工，特请张载过来，撰写了《庆州大顺城记》，以资纪念。也是范仲淹难忘俊才张载之明证也。张载一生学问成果，这里无须展开，但他对天文学的贡献极为独特而少有人说，不妨一列。
北宋时期文风炽盛，科学昌明，思维活跃。学子们对探求宇宙奥秘大有兴趣。在古代宇宙结构及天体演化理论中，“宣夜说”成为这一时期的“显学”，比如沈括、程颢、程颐等人都持此说；“浑天说”仍有研究者如邵雍等人；而“盖天说”则基本无人问津。作为关学领袖，张载不但通医，对天文学亦具精深素养，善于探赜钩沉。他居然对《黄帝内经》所草创的“宣夜浑天合一”的宇宙图式，做出了独创性的阐释与发挥，解决了当时的一些天文学难题。比如：关于太阳、月亮距离地球孰远孰近的问题；天体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；地球运动的问题等等。这在当时是相当了不起的天文学成果。张载一生，著有《崇文集》十卷（已佚），《正蒙》《横渠易说》《经学理窟》《张子语录》等。明嘉靖间吕柟编有《张子钞释》，清乾隆间刊有《张子全书》，后世编为《张载集》。笔者在此有一点求商榷，即张载是否在花洲书院从范仲淹学？《张载年谱》是参照《横渠志》、岐山《武澄年谱》、日本版本《周张全书》《陕西乡贤事略》诸种版本编辑而成，唯一没有参考到的版本，是南宋时期张载后裔张同仁所编《张子年谱》，所以，《张载年谱》还是比较可靠的。它在从庆历五年（1045）至皇祐元年（1049）累年记载中，均记为“张载居家读书，观察悟事 ，研究佛道”，“张载仍居家读书，观察悟事”，并未提过在邓州花洲书院从范仲淹学，连来作短期学术交流的记载都没有。且待知者指点迷津。但是，不管怎么说，就像没有范仲淹，很可能就没有“宋初三先生”一样，没有范仲淹，很可能就没有“横渠先生”。
接着再说范纯仁及其范家兄弟。范仲淹是晚婚楷模，三十六岁才与名门之女李氏夫人成婚，当年生下长子范纯祐，三十九岁生下次子范纯仁，四十三岁生下三子范纯礼，四十九岁李夫人不幸病卒，续弦曹氏夫人，五十八岁生下范纯粹；另外还生有二女，重男轻女之通病，惜乎未留其名。范仲淹是那种“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”的丈夫，婚后聚少离多，一家人难得团圆，只有此次来在邓州，全家人破天荒地相聚一处达三年之久。先是，范仲淹带着大儿子纯祐赴任，看到邓州风俗淳厚，颇堪居留，于是把寄养在京城妻兄李纮家的二儿子纯仁、三儿子纯礼，以及女儿等一并接来共同生活。回想自己的大半生，从未有过如此快乐而团圆的家庭生活，天伦之乐与田园之美，使范仲淹的心灵倍感慰藉。看着眼前龙虎四子，范仲淹舒心极了，生命可得延续，功业有人传承，把酒问青天，夫复何求？不过，他当时肯定想不到，日后这四个儿子个个了得，足可与乃父争辉耀世。要说名人，范家四兄弟都是《宋史》上有本传的主儿，加上《范仲淹传》，一门父子兄弟“五传”传世，历史上也不多见。笔者于此不能不诉诸笔墨。
长子范纯祐，自幼警悟，明敏过人，早年拜胡瑗为师，精通兵书与道家。《宋史·范纯祐传》载：“方十岁，能读诸书；为文章，籍籍有称。父仲淹守苏州，首建郡学，聘胡瑗为师。瑗立学规良密，生徒数百，多不率教，仲淹患之。纯祐尚未冠，辄白入学，齿诸生之末，尽行其规，诸生随之，遂不敢犯。自是苏学为诸郡倡。”曾跟随父亲范仲淹来到西北前线，庆历二年（104）三月，遵父命与赵明在庆州东北修建大顺城，年仅十六岁。范纯祐特别孝敬父母，“未尝违左右，不应科第”，为尽孝道不做官。后来，也做过几天小官，“荫守将作监主簿，又为司竹监，以非所好，即解去”，因为父亲而受荫庇，不是自己凭本事挣的，加上也不喜欢这些工作，就自动离职不干了。这次又是他陪同父亲最早来到邓州的，不幸的是，“得疾昏废，卧许昌”，“凡病十九年卒”，享年四十岁。真是太可惜了！
次子范纯仁，字尧夫。仁宗皇祐元年（1049）中进士，年仅二十三岁，因为当时正随着父亲由邓州移杭州，故“以事亲不赴官，后为范仲淹执服毕始出仕”，父亲去世之后才做官。“尝从胡瑗、孙复学。父殁始出仕知襄城县，累官侍御史、同知谏院，出知河中府，徙成都路转运使。哲宗立，除给事中，元祐元年同知枢密院事，后拜相”。颇具乃父风范，体国爱民，人称“布衣宰相”。哲宗亲政，累贬永州安置。范纯仁于徽宗登基后，复观文殿大学士，促入觏，以目疾乞归。著有《范忠宣公集》二十卷。“纯仁从其父教诲，又与孙复、石介、胡旦、李觏等名士游，待人平易忠恕，尝谓：‘但以责人之心责己，恕己之心恕人，不患不到圣贤地位。’学问博洽，为文无长语。”王安石变法时，他与司马光、苏轼等均站在对立面，抵制新法。此中缘由颇为复杂，在此不作探讨。
三子范纯礼，字彝叟。随父在邓州时，年方十六一少年，而父亲去世时，他已是二十一岁的青年了，遂“以父仲淹荫，为秘书省正字，签书河南府判官，知陵台令兼永安县”。其才能为父友韩琦赏识，用为三司盐铁判官，以此部员外郎出知遂州。“泸南有边事，调度苛棘，纯礼以静待之，辨其可具者，不取于民。民图像于庐，而奉之如神，名曰‘范公庵’”。再除户部郎中、京西转运副使。元祐（1086—1094）初，入为吏部郎中，迁左司，又迁太常少卿、江淮荆浙发运使，以光禄卿召，迁刑部侍郎，进给事中。转吏部，改天章阁待制、枢密都承旨。宋徽宗继位，范纯礼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。拜礼部尚书，擢尚书右丞。崇宁（110—1106）年间，“启党禁，贬试少府监，分司南京。又贬静江军节度副使，徐州安置，徙单州。五年，复左朝议大夫，提举鸿庆宫。卒，年七十六。”
老生子范纯粹，字德孺。父亲去世时，他还是个六七岁的懵懂稚童，成年后如三哥一样，“以荫迁至赞善大夫、检正中书刑房”。元丰年间（1078—1085），为陕西转运判官，旋进为副使。宋哲宗继位，命纯粹直龙图阁，时苏轼自登州召还，“纯粹与轼同建募役之议”，且成为好友。随后代替二哥纯仁知庆州，此时与西夏国正在谈判疆界划分问题，“纯粹请弃所取夏地，曰：‘争地未弃，则边隙无时可除。如河东之葭芦、吴堡，鄜延之米脂、义合、浮图，环庆之安疆，深在夏境，于汉界地利形势，略无所益。而兰、会之地，耗蠹尤深，不可不弃。’所言皆略施行。”“元祐中，除宝文阁待制，再任，召为户部侍郎，又出知延州。”绍圣初年，宋哲宗开始亲政，御史郭知章遂以“纯粹元祐弃地事”发难，“降直龙图阁”。不过，第二年“复以宝文阁待制知熙州”。此时，当权的章惇和蔡卞经略西夏，怀疑范纯粹跟他们不是一条心，就贬知邓州，很快又以“元祐党人”夺职，知均州。直到宋徽宗立，几经起落，一直到“党禁”解，这才“复徽猷阁待制”，但很快就退休了，不久病故，“享年七十余”。
此处要特别记一下“元祐党祸”。有意思的是，范仲淹一生屡黜于“朋党”之祸，而他的儿子们，除纯祐久病、早死幸免外，其余三子则无一幸免于“元祐党祸”，均在著名的“元祐党人碑”上留下大名。“元祐党人案”，是北宋末年的重大案件，历经神、哲、徽、钦、高宗五朝，持续时间之长，卷入人数之多，在历史上实属罕见。激烈的党争加剧了政局动荡，导致了北宋的覆亡。此案详细，本书用不着展开，只论“元祐党人碑”。
宋徽宗崇宁（110—1106）初，蔡京拜相后，为打击政敌，将司马光、苏轼以下共三百零九人打成“元祐奸党”分子，而且将所谓“恶名”刻碑为记，立于端礼门外，史称“元祐党人碑”或“党人碑”。
这些人重者关押，轻者贬放远地，非经特许，不得内徒。在该碑“文臣·曾任宰臣执政官”名单中，有“范纯仁”“范纯礼”大名；在“文臣·曾任待制以上官”名单中，有“范纯粹”大名。此时范纯仁已经去世，所以在名单中标为“范纯仁故”。
有趣的是，九十三年之后，当年被列为“元祐党人”之一，梁焘的曾孙梁律，根据家藏碑刻拓本重新勒石成碑，它是现存唯一一通“元祐党人碑”，对于研究宋代“朋党”课题具有很重要的价值。明人何景明在《寄李郎中》诗中慨叹：“海内竞传《高士传》，朝廷谁诉党人碑。”
“插播”结束，言归邓州。且说范仲淹颠沛大半生，至邓州阖家欢聚，着实享受了三年人间天伦之乐，同时，也真正享受了一场民间百姓之乐。他一生多次黜下民间，也为老百姓多兴善举，于中得乐，但英年勇锐，不免“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”，自己还未能完全“放下”，全身心地、无比轻松地与草根百姓同乐同忧。而这一点，在邓州实现了。惜于篇幅，这里只举同乐同忧各一例。
天穿节，是元宵节之后的第一个汉族传统节日，主要流行于陕西、山西和河南等地，时间有正月二十日、二十三日、二十五日等几种过法。邓、襄之地亦有此节。天穿节又叫补天节，源于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。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载：“往古之时，四极废，九州裂，天不兼覆，地不周载；火爁焱而不灭，水浩洋而不息；猛兽食颛民，鸷鸟攫老弱。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，断鳌足以立四极，杀黑龙以济冀州，积芦灰以止**。苍天补，四极正；**涸，冀州平；狡虫死，颛民生；背方州，抱圆天。”而民间则以煎饼“补天穿”，以此纪念女娲炼五色石补天。考“天穿”日，即二十四节气中的“雨水”日，一般在每年阳历二月十九日，阴历正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左右。这一天，“天一生水”，多半有雨，故谓之“天穿”，也就是天穿节的由来。明杨慎《词品》云：“宋以前正月二十三日为天穿日，言女娲氏以是日补天，俗以煎饼置屋上，名曰补天穿。”天穿的次日为“穿地”日，有水中摸石习俗。前文书中说过的那位范仲淹的“铁粉”李觏先生，在他的《李觏集·卷三六》中有诗：“正月二十日，俗号天穿日，以煎饼置屋上，谓之补天，感而为诗：娲皇没后几多年，夏伏冬愆任自然。只有人间闲妇女，一枚煎饼补天穿。”
天穿节在南阳、襄阳之地，按习俗女人要入水摸石卜子。宋杜绾在《云林石谱》中介绍说：“江水中多出穿心石，士女春时竟水中摸之，以卜子息。”这就要说到范仲淹的《献百花洲图上陈州晏相公》诗了，其中有句：“彩丝穿石节，罗袜踏青期。”前句写的就是邓州天穿节，他诗下有注曰：“襄、邓间，旧俗正月二十二日，士女游河，取小石中通者，用彩丝穿之，带以为祥。”非亲身经历，何能体察如许细致生动？
至于后句“罗袜踏青期”，就写的是三月三踏青节的风俗民情了。在中国民间，农历三月三，是汉族及多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，古称上巳节。有多种说法，一说是王母娘娘的寿辰，所以要吃桃；一说是说阎王爷诞辰，所以要吃桃表示“逃”了一劫；一说是黄帝的圣诞，所谓“二月二，龙抬头；三月三，生轩辕”是也。魏晋以后，上巳节改为三月三，后代沿袭，遂成汉族水边饮宴、郊外游春、登山、逛庙会的节日。还有更浪漫的一说：视为情人节。中国的情人节有两个：一个是农历三月三；一个是农历七月七。牛郎会织女，鹊桥诉幽情，这个情人节多为人知且目下流行更甚，而农历三月三的情人节，则有点被遗忘了。其实它也是由来已久。李白诗云：“箫声咽，秦娥梦断秦楼月；秦楼月，年年柳色，灞陵伤别。乐游原上清秋节，咸阳古道音尘绝。”据说这记述的就是三月三日情人节。这一天，两两相惜相别，折柳相赠，情即为柳，柳即为情，“垂柳无端馈赠别”，即源于此。另外，农历三月三，还是真武大帝的寿诞，故而又是道教的重要节日。真武大帝全称“北镇天真武玄天大帝”，又称玄天上帝、玄武、真武真君。传说生于上古轩辕之世的农历三月三日，是道教中主管军事与战争的正神。所以，这一天，各地的道教宫观都要举行盛大法会，信众们齐集宫观庙宇烧香祈福，再不济也得在家里颂经祈祷。
依《范仲淹年谱：六十四年的人生历程》，范仲淹于庆历六年（1046）“正月，至邓州任所”。当年有《献百花洲图上陈州晏相公》，说明他过的天穿节和三月三，就是当年春天的事了。此时，小儿子纯粹尚未出生，也许他是与怀有身孕的新夫人相携出行，身后跟着三个儿子，一家人享受着从未有过的节日快乐。这里有个小小疑问：献给晏殊的这张百花洲图，是邓州旧图，还是重修后的新图？按理说，范仲淹想让老师友分享他的成绩与欢乐，所献应该是新图，但就算此诗写在年底，也还到任不足一年，偌大重建工程从筹划设计到施工修建，再到峻工开放，有可能吗？所以，笔者猜测《献百花洲图上陈州晏相公》，或写在知邓第二年？要不就是这样一种可能：六七年前故友谢绛整修的百花洲，还没有多大毁坏，只须重点修复一下即可。此处要尾添一笔的是，宋哲宗绍圣二年（1095），范家四公子范纯粹，也遭贬知邓州，这时他也年过知天命，面对历历百花洲和百花洲书院，遥想近五十年前往事，内心不知涌起多少感慨，于是，重新整修百花洲和书院，就是在所不辞的事，他要寄托的心事太多太重了！这可能也是有宋一代最后一次修葺吧，据说至元时已是一片荒废。明代花洲书院得以恢复，易名春风书院，嘉靖年间（1507—1567）曾三次重修，清代达到鼎盛，有记载的修复即十五次之多。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知州叶济全面重修书院，并按朝廷诏令，将花洲书院更名为“邓州高等小学堂”，开始了新式教育。自从范仲淹创建以后近千年来，花洲书院英才辈出，宋至清末，出了两名状元、五十六名进士、二百零二名举人。范公泉下有知，也该把酒以庆了。
现在举与民“同忧”一例。
范仲淹到邓州这一年的夏末，自家添了小纯粹，可他高兴不起来，因为邓州地面旱象已显，自秋至冬一连数月，雨雪不见，二麦枯黄，百姓发愁，他更是心急如焚。早在正月刚上任时，他就亲率僚属参加了当地民众的祭风师活动，并作诗酬友，题名《祠风师酬提刑赵学士见贻》，诗曰：
先王制礼经，祠为国大事。
孟春祭风师，刺史敢有二。
斋戒升于坛，拜手首至地。
所祈动以时，生物得咸遂。
勿鼓江海涛，害我舟楫利。
旱天六七月，会有雷雨至。
慎无吹散去，坐使百谷悴。
高秋三五夕，明月生天际。
乃可驱云烟，以喜万人意。
愿君入薰弦，上副吾皇志。
阜财复解愠，即为天下赐。
八使重古礼，作诗歌祭义。
诚欲通神明，非徒奖州吏。
贤哉推此心，良以警有位。
我范仲淹之所以虔诚地“孟春祭风师”“非徒奖州吏”，可不是为我们当政者祈求好处，但愿“旱天六七月，会有雷雨至……乃可驱云烟，以喜万人意”“阜财复解愠，即为天下赐”，让邓州老百姓无忧无虑过日子就行了。现在看来老天爷不领情，这可真没办法了。范仲淹除了每月三次向朝廷汇报灾情，组织人力抗旱外，只能默默向天祈祷。也许是心诚则灵，老天很快普降了一场大雪，解了邓州旱灾。范仲淹可能比当地百姓还高兴，置酒庆贺，赋诗会友。有邓州籍青年文人贾黯者，乃新科状元，时任将做监丞，闻家乡得降瑞雪，写诗向范仲淹致贺。范仲淹即有《依韵答贾黯监丞贺雪》：
今之刺史古诸侯，孰敢不分天子忧。
自秋徂冬渴雨雪，旬奏空文惭转邮。
得非郡国政未洽，刺史闭阁当自尤。
上赖天子仁且圣，神龙奔走不俟求。
同云千里结雪意，一夕密下诚如羞。
晓来赏心江海上，东望不见三神丘。
浑祛疠气发和气，明年黍稷须盈畴。
烟郊空阔猎者健，酒市暖热沽人稠。
光精璨璨夺剑戟，清寒拂拂生衣裘。
铃斋贺客有喜色，饮酣歌作击前筹。
常愿帝力及南亩，尽使风俗如东邹。
谁言吾子青春者，意在生民先发讴。
范仲淹在“一夕密下诚如羞”句后小注曰：“俗有‘雪羞多夜落’之语。”可见他对民俗民谣悉之颇宏富。想想来年五谷丰登，得利的老百姓必定“酒市暖热沽人稠”，这邓州“千日醇”怕是要大发利市了。诗、酒、琴、剑，乃士君子渔父情怀的指代物，是他们身在民间时的最爱。范仲淹也不例外，尤其在邓州期间，酒中有诗，诗中有酒，剑胆琴心，几达化境。从前每在一处贬谪地，固然也有诗酒相伴，可总有分心，“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”呀，不得不留心朝廷的动静；而今不同，忧君化为忧大道，大道即是民为贵，自己就在黎庶间，可以把全部身心都踏踏实实地用在“忧其民”上了！这一至高至美境界，在范仲淹全部邓州酒诗中大有体现，酒者，粮也；粮者，百姓也；百姓者，国之本也。所以，范仲淹写酒，即在抒发自己一生痴心不改的民本情怀。
范仲淹一生喜欢饮酒，尽管后来“朋来相欢，积饮伤肺”（《与石曼卿》），到邓州时，“某肺疾尚留，酒量大减，水边林下，略能清吟”（《与滕子京书》）。然而，在邓州的惬意日子，仍然让他酒兴犹在，常与友人诗酒唱和。在百花洲宴请过的客人，有姓名可查者即有：致仕宰相张士逊、河东提刑张焘、襄州知州王洙、襄州通判贾黯、提刑赵概等人。范仲淹知邓时所作诗词流传至今的约有三四十首，而涉酒诗词则有近二十首之多。
有一首《依韵答提刑张太博尝新酝》。
南阳本佳处，偶得作守臣，
地与汝坟近，古来风化纯。
当官一无术，易易复循循。
长使下情达，穷民奚不伸。
此外更何事，优游款嘉宾。
时得一笑会，恨无千日醇。
客有多闻者，密法为我陈。
自言此灵物，尽心妙始臻。
非徒水泉洁，大要麯蘖均。
暄凉体四时，日月周数旬，
其气芳以烈，厥味和而辛。
涓涓滴小糟，清光能照人。
固可奉宗庙，宜能格天神。
我姑酌金罍，驻此席上珍。
况有百花洲，水木长时新。
烟姿藏碧坞，柳杪见朱。
两两凫雁侣，依依江海濒。
晚光倒晚影，一川无一尘。
悠悠乘画舸，坦坦解朝绅。
绿阴承作盖，芳草就为茵。
引此杯中物，献酬交错频。
礼俗重三爵，今乃不记巡。
大言出物表，本性还天真。
或落孟嘉帽，或抛陶令巾。
吾非葛天氏，谁为刘伯伦。
大使达观者，与予日相亲。
作诗美嘉会，调高继无因。
但愿天下乐，一若樽前身。
长戴尧舜主，尽作羲皇民。
耕田与凿井，熙熙千万春。
从“自言此灵物”至“清光能照人”，范仲淹用了十句诗共五十个字，将酿造邓州美酒千日醇的工艺流程和盘托出，是那样具体而简洁，真实而生动，虽然来自“客陈”，但好像一群酒工和他们的劳动场面活现在眼前……这些劳作者首先态度认真，用心做事，不仅用最环保的水做酒，关键是“麯蘖”优良，搅拌均匀，严格按季节变化进行“暄凉”，日、月、周、旬地计算酿造周期，直到变成气味芳香、口感甘醇的酒液，涓涓如小溪般流出来，透明晶亮得可以照出人影。假如没有对酒工及其艰辛劳动的尊重和尊敬，没有体察与体谅劳动大众的善念、善心，这样的诗句是绝然写不出来的。
范仲淹记述在百花洲设宴款待嘉宾，席间讲了酿造千日醇的过程，讲了它“固可奉宗庙，宜能格天神”的妙用，讲了大家以美酒尽兴尽欢，“引此杯中物”“今乃不记巡”……而真正的诗意却在结尾：“但愿天下乐，一若樽前身。长戴尧舜主，尽作羲皇民。耕田与凿井，熙熙千万春。”但愿天下老百姓都能像我们这样，时常享有盛宴。但愿他们的皇上，都是像尧舜一样爱民惜民的圣君。说到底，这些耕田与凿井的芸芸众生，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人。那么，能够自觉自愿地与这些芸芸众生打成一片，同乐同忧，这样的思想境界是多么高尚而又难以企及？可范仲淹做到了，他来在邓州，终于最后完全回归到一个“大言出物表，本性还天真”的美丽的心灵家园。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，说他“家在邓州”，或为不虚吧？
范仲淹在邓州这个心灵家园生活了三年之久。楼钥《范文正公年谱》载：“（庆历）八年戊子，年六十岁。春正月丙寅，徏知荆南府。邓人爱之，遮使者请留。公亦愿留，从其请也。有《谢依旧知邓州表》。公守邓凡三岁，求知杭州。……皇祐元年（1049）己丑，年六十一岁。正月乙卯，公知杭州。有《杭州谢上表》。”
范仲淹离开邓州后，邓州百姓感念难忘，在百花洲畔建生祠纪念他，后依其谥号“文正”改名范文正公祠。范公祠历经沧桑，累圮累修，至今香火不断，成为一方文化圣地。笔者看到，如今的范公祠是一独立的院落，青砖灰瓦，坐北朝南，与东部的百花洲、花洲书院，南部的景范亭、砚池遥等著名景观遥相互应，浑然一体。正厅供奉着两米多高的范仲淹铜铸坐像，左右厢房是纪念馆，是范文正先生的一生陈列。元丰元年（1078），诗人兼书法家黄庭坚来到邓州，陪同他的妻兄谢景初游览百花洲，拜谒范公祠，并以曹植《箜簇引》中的诗句“生存华屋处，零落归山丘”为韵，写了十首诗。其六曰：“公有一杯酒，与人同醉醒。遗民能记忆，欲语涕飘零。”此时已是三十多年之后了，范仲淹还生动地活在邓州人的记忆里。
有一种说法：范仲淹的文治武功掩盖了他的文学之名；范仲淹的文学之名掩盖了他的学术之名。笔者以为有点道理，所以自宋代到清初，他都没能作为儒家先贤从祀孔庙，至康熙五十四年（1715），才由皇帝颁诏入庙配享。据说，这与一对邓州父子颇有关系，父名彭而述，官至广西右布政使、云南左布政使，他对范仲淹在其故乡的掌故非常熟悉，经常回去凭吊范公遗迹。有一次，他登上春风阁旧址，感慨万千，赋《春风阁旧址》诗一首，诗曰：“杰阁峥嵘想象间，台隍流水自潺湲。姑苏人去千年后，魂魄实应恋此山。”后来他去南方做官，到了苏州，在范公二十世孙范安柱的凤来堂，见到了范公手书的《伯夷颂》，再想起范公知邓惠政，欣然挥毫，题跋于文后，曰：“先生曾为吾邓守，遗泽在人，甘棠犹思，矧惟奕世也。百花洲虽复，凌墟而过化，赑屃之石屹屹矣五六百年间。桐乡裔氓得觌手泽，怆然先世之感何如。”这也是一代一代邓州人对范仲淹的怀念之情。彭而述之子彭始抟，谨承父教，于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）考中进士，累官至提督浙江学政、内阁学士、兼礼部侍郎、经筵讲官。他久居京师，每思家乡，每作诗文，必念及范仲淹德政，比如有《寄邓守万公兆文》诗：“几时秋菊潭边酒，共醉春风阁上花”；《送尹公之任邓州》：“六门召父陂，百花范老阁。胜事继前贤，千载缅犹昨。”
康熙五十四年（1715），江南提督学政余正健奏请，将范文正公入孔庙从祀。康熙皇帝问于廷臣，即有内阁学士彭始抟参与朝议，一致认定“勿庸议”。当年十一月辛丑，康熙帝颁诏天下：“以宋臣范仲淹从祀孔庙”（《清实录》卷二六六）。
现代邓州人，也同样难忘范仲淹。他们从公元二〇〇二年开始，用时三年，耗资一千四百余万元，对花洲书院和范公祠进行了全面修复。据说上至市领导，下到普通民众，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慷慨解囊，支援这一世纪工程。该工程辟江南式园林百余亩，葺修了春风堂、万卷阁、范文正公祠、景范亭、山长室、教习室，重建了春风阁、览秀亭、文昌阁、百花洲及洲上的嘉赏亭等仿古建筑六十六座，整修城墙、护城河五百米，青石砌坡，石栏护岸，叠山构峰，造湖理水，置瀑布叠水之景。又于书院内设范仲淹纪念馆、范仲淹诗文碑廊等文化胜境，成为中原一处绝美的人文景观。范仲淹泉台有知，当无比欣然。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