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者在前文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皇祐三年（1051），六十三岁的范仲淹，用黄素小楷手书《伯夷颂》，赠给好友苏舜元，一时广为传播，后世题跋者甚众。《伯夷颂》乃韩愈大作。故元代人董章赞曰‘伯夷之行，昌黎颂之，文正书之，真三绝也’。”
《范仲淹年谱：六十四年的人生历程》载：“皇祐三年春，六十三岁。赴任青州，过长山，礼参故乡父老。三月，至青州任所，与前任富弼交政。时青州大饥，到任即赈济救灾。允百姓以钱代皇粮，除长途运输之苦。因病重难支，乞颍、亳间一郡就养。十一月，以黄素小楷书韩愈《伯夷颂》寄苏舜元。苏分寄元老重臣题跋，为后世留下书法精品。”
在《伯夷颂》手卷上，范仲淹自署款曰：“皇祐三年十一月戊申高平范仲淹书。”后有元祐三年（1088）范纯仁的题跋，曰：“先公书此以寄京西转运使苏公”，“苏公”盖指苏舜元。此处，常有人错把苏舜元当苏舜钦。宋代文学家真茂盛，光四川地面誉称“三苏”的就有两家：“眉州三苏”：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、苏辙；“铜山三苏”：苏易简和他的两个孙子苏舜元、苏舜钦。苏舜钦这里就不说了，得说他哥哥苏舜元。苏舜元是庆历进士，《宋史·苏舜元传》曰：“舜元，字才翁，为人精悍任气节，为歌诗亦豪健，尤善草书，舜钦不能及。官至尚书度支员外郎、三司度支判官。”苏舜元也是范仲淹的铁粉一个，他自己精通书法，所以对范老师的墨宝极为看重，实在憋不住了，遂张口求字，请范仲淹为之书《易经·乾卦》。他也知道范老师精于《易》，书写《乾卦》可谓信手拈来。特别有意味的是，范仲淹没有写《乾卦》，而为苏舜元书写了小楷《伯夷颂》，并于书后附言曰：“示谕写黄素，为《乾卦》字多，眼力不逮，且写《伯夷颂》上呈。此中寒甚，前面笔冻，欲重写，又恐因循。书札亦要切磋，未是处，无惜见教。”《乾卦》是长了点，太费眼力也是实话，但也可以缩写呀，录其精华呀，比如，从“初九：潜龙勿用”写到“用九：见群龙无首，吉”，大几十个字，平日里也最喜欢的，写来赠给苏舜元，他也会乐不可支呀。可见，范仲淹写《伯夷颂》是大有用心的，他认为要比《易经·乾卦》更重要更有意义。这就给后人提出一个“哥德巴赫猜想”：为什么是《伯夷颂》？
说到韩愈的《伯夷颂》，不能不先说司马迁的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。司马迁把《伯夷列传》放在七十列传之首，那是大有深意的。《伯夷列传》全文八百五十多字，如下：
夫学者载籍极博。尤考信于六艺。《诗》《书》虽缺，然虞、夏之文可知也。尧将逊位，让于虞舜，舜、禹之间，岳牧咸荐，乃试之于位，典职数十年，功用既兴，然后授政。示天下重器，王者大统，传天下若斯之难也。而说者曰：“尧让天下于许由，许由不受，耻之逃隐。及夏之时，有卞随、务光者。”此何以称焉？太史公曰：余登箕山，其上盖有许由冢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，如吴太伯、伯夷之伦详矣。余以所闻，由、光义至高，其文辞不少概见，何哉？
孔子曰：“伯夷、叔齐，不念旧恶，怨是用希。”“求仁得仁，又何怨乎？”余悲伯夷之意，睹轶诗可异焉。其传曰：伯夷、叔齐，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齐。及父卒，叔齐让伯夷。伯夷曰：“父命也。”遂逃去。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。国人立其中子。于是伯夷、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，“盍往归焉！”及至，西伯卒，武王载木主，号为文王，东伐纣。伯夷、叔齐叩马而谏曰：“父死不葬，爰及干戈，可谓孝乎？以臣弑君，可谓仁乎？”左右欲兵之。太公曰：“此义人也。”扶而去之。武王已平殷乱，天下宗周，而伯夷、叔齐耻之，义不食周粟，隐于首阳山，采薇而食之。及饿且死，作歌，其辞曰：“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，我安适归矣？于嗟徂兮，命之衰矣。”遂饿死于首阳山。由此观之，怨邪非邪？
或曰：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”若伯夷、叔齐，可谓善人者非邪？积仁洁行，如此而饿死。且七十子之徒，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。然回也屡空，糟糠不厌，而卒蚤夭。天之报施善人，其何如哉？盗跖日杀不辜，肝人之肉，暴戾恣睢，聚党数千人，横行天下，竟以寿终，是遵何德哉？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。若至近世，操行不轨，事犯忌讳，而终身逸乐，富厚累世不绝。或择地而蹈之，时然后出言，行不由径，非公正不发愤，而遇祸灾者，不可胜数也。余甚惑焉，倘所谓天道，是邪非邪？
子曰：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”亦各从其志也。故曰：“富贵如可求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”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。”举世混浊，清士乃见。岂以其重若彼，其轻若此哉？
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贾子曰：“贪夫徇财，烈士徇名，夸者死权，众庶冯生。”“同明相照，同类相求。”“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”伯夷、叔齐虽贤，得夫子而名益彰；颜渊虽笃学，附骥尾而行益显。岩穴之士，趋舍有时，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，悲夫。闾巷之人，欲砥行立名者，非附青云之士，恶能施于后世哉！
《伯夷列传》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，冠《史记》列传之首。太史公以“考信于六艺，折衷于孔子”的史料处理原则，于论赞之中夹叙伯夷、叔齐事迹。这一写法有点特别，《史记》所写本纪、世家、列传之篇末，一般均有“太史公曰”的赞语，唯独《伯夷列传》没有，多的是其间赞论不绝、咏叹夹叙，纵横捭阖，回环跌宕，起伏相间，而伯夷、叔齐故事只在中间举重若轻地潇洒记过，这就一反史家凭借史料展开叙述，而于叙述之中杂以议论的通例，成了传论。另外，其论赞口吻也大有异响，通篇之论或以感慨出之，或以设问出之，往往论出不意，若断若续，是也非也，变化莫测，不用心则难以遽窥其意旨所在，大有神龙难见首尾之感。不过，好在司马公讲清了伯夷和叔齐的出处与作为：这两位孤竹君的儿子，为了不做权位继承人，先后逃到周地，追随文王。文王逝世后，武王伐纣，二人叩马谏阻，反对以暴易暴。武王灭商后，他们仍坚守自己的思想，以食用周朝的粮食为耻，隐居首阳山，采薇而食，宁肯饿死。其辞曰：“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，我安适归矣？于嗟徂兮，命之衰矣。”《孟子》赞伯夷曰：“伯夷，目不视恶色，耳不听淫声，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；治则进，乱则退；横政之所出，横民之所止，不忍居也；思与乡人处，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。当纣之时，居北海之滨，以待天下之清也。故闻伯夷之风者，顽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”孟老夫子在这里直击要害，紧紧抓住了让“顽夫廉，懦夫有立志”的“伯夷之风”，一个人有了这样的觉悟与气节，你去叩马而谏，反对以暴易暴，不食周粟、采薇而食也好，干别的事也不会错。韩昌黎老先生正是读懂了这一点，删繁就简，取其精华，用三百二十多个字写出了名篇《伯夷颂》。笔者前文书中也提过《伯夷颂》，并引用过它的第一自然段，现在全文录出：
士之特立独行，适于义而已，不顾人之是非：皆豪杰之士，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。一家非之，力行而不惑者，寡矣；至于一国一州非之，力行而不惑者，盖天下一人而已矣；若至于举世非之，力行而不惑者，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；若伯夷者，穷天地、亘万世而不顾者也。昭乎日月不足为明，崒乎泰山不足为高，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。
当殷之亡，周之兴，微子贤也，抱祭器而去之。武王、周公，圣也，从天下之贤士，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，未尝闻有非之者也。彼伯夷、叔齐者，乃独以为不可。殷既灭矣，天下宗周，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，饿死而不顾。繇是而言，夫岂有求而为哉？信道笃而自知明也。
今世之所谓士者：一凡人誉之，则自以为有余；一凡人沮之，则自以为不足。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。夫圣人，乃万世之标准也。余故曰：若伯夷者，特立独行，穷天地、亘万古而不顾者也。虽然，微二子，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。
韩愈一开笔即与孟子对接，“士之特立独行，适于义而已，不顾人之是非。”这已然从伯夷、叔齐的个案认定，上升为对整个士君子群体的一种评价，收笔更是铸金雕玉：“夫圣人，乃万世之标准也。余故曰：若伯夷者，特立独行，穷天地、亘万古而不顾者也。”以伯夷的气节风骨为标尺，为中世纪中华士君子群体重拾了保持独立、坚守自我的传统价值观。
打开《韩昌黎文集》，有“颂”仅三篇：《伯夷颂》《子产不毁乡校颂》《河中府连理木颂》。《河中府连理木颂》，不过借河中府发现连理树一事，表表河中尹浑瑊的功德，无甚大意思。《子产不毁乡校颂》，是根据《左传》襄公三十一年的记载，称赞子产反对郑国大夫毁乡校，是个大话题，可惜全文只有一百六十九个字，未得深意。比较起来，《伯夷颂》篇幅最大，题材一流，见识卓异，内涵丰硕，最能见出作者心胸。韩愈为什么要写《伯夷颂》？他那个时代，藩镇割据，社会动荡，生民涂炭，士君子精神失落湮灭，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社会理想难以实现。韩愈对此坚决反抗却遭到嫉恨，同时，大力倡导之古文运动也受到各方面的压力，真是一肚子块垒呀！何以抒发？《伯夷颂》则应命而出。“伯夷者，特立独行，穷天地、亘万古而不顾者也。”我韩愈呢？不也能我行我素，卓而不群，坚守自己的独立人格吗？所以，写的是标杆人物伯夷，亮的是韩愈自家胸襟。于是，也可以再往下说：范仲淹书写的是标杆人物伯夷与韩愈，真正要挥洒的乃是一个大宋士君子终生不变的磊落情怀：保持独立，坚守自我。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！”笔者以为，正是应该从这里入手，从士君子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入手，来探求范仲淹书写《伯夷颂》的心结。至于伯夷老先生反对武王伐纣的“正义战争”是不是很反动，反对以暴易暴是不是很迂腐，司马迁、韩愈和范仲淹如此推崇无所作为的伯夷、叔齐是不是很值得……倒与铸造士君子灵魂没多大直接关系，谁想忙乎那就尽管忙乎去吧。
对于中国的士，就是古代的知识分子吧，至今看法和评价并不一致，有的观点还相当对立。有这样一种贬评，如果不说它是恶评的话，评论者在引用《中国历史大辞典·士大夫》的解释，即“社会阶层，知识分子与官僚的混合体，有时指在位的官吏”之后，他说：第一，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，依附于国家，不从事体力劳动，是一种“寄生虫”。他以孔子为例，说他周游列国，但没有哪一个诸侯乐意收养他，于是他只有退隐，聚众讲学，像一只流浪狗，在狭小的空间生存，著书自娱。孔子的命运也是后来历代隐士的命运，在讨不得主人欢心的时候，就只有没落乡野，清贫度日，偶尔嚎叫几声，竟成高论。秦汉唐宋元明清，他们的命运还不如孔子，完全取决于皇帝。皇帝需要什么类型的人，他们便会极力让自己变成那种类型。学得文武艺，卖与帝王家。第二，他们是软弱无能和自私变态的，很是女性化，有妾妇自拟的心态，在皇帝面前唯唯是诺，甘心做奴隶，见面就只知道磕头。第三，他们所有的知识，其实都为逗乐帝王而已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他们只是留声机、打字员。在专制主义下，他们潜心研究四书五经，从启蒙到老死，四书五经是他们的生存资本。他们被剥夺了一切可能有所创新的思想，都成了知识太监。结论就是：他们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和地位，软弱无能和自私变态，没有真正知识的阶级。他们依赖君权而生存，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葬送了自己，成为封建社会帝王的帮凶。
笔者在拜读这位评论者的全文时，不仅发现他把所有的士都打成“知识太监”，更有意思的是，还发现他把历朝的太监们也划归士的范畴。也算一个首创吧？看来这位仁兄的麻烦是，没想明白何谓真正的士，他把朝野那些昏庸官僚、乡愿、小人儒们，还有自己慧眼相中的太监们，都当成士君子来贬损了。他根本不懂古代的士，不懂他们的产生、觉醒与成长，不懂士君子文化的存在价值与伟大作用。为了给这位先生“发蒙”，不妨再讲一个古代士的故事：《式夷之义》。这是当代民间思想家林鹏先生一篇文章的题目，该文收在商务印书馆新出版的《林鹏随笔四种》里。林鹏先生说，关于式夷的故事，《吕氏春秋·长利》中是这样记载的：
式夷违齐适鲁，天寒后门，与弟子一人宿于郊外。寒愈甚，谓其弟子曰：“子与我衣，我活也；我与子衣，子活也。我国士也，为天下惜死。子不肖人也，不足爱也。子与我子之衣。”弟子曰：“夫不肖人也，又焉能与国士之衣哉！”式夷叹曰：“嗟呼！道其不济夫！”解衣与弟子，夜半而死，弟子遂活。
高诱评价说：“式夷，齐之仁人也。”但式夷把衣服给了弟子，却是不义之义。吕不韦在《吕氏春秋》中可不这么看，给式夷的评价要高得多，把式夷和伯成子高、周公旦并列着。林鹏先生对式夷的评价就更高了，他写道：
此种有觉悟的士，已经变成了全新的士，全新的人。他们可以毫不迟疑地为别人的利益去死。过去是为统治者的利益去死，现在是为普通人（即使是不肖人）的利益去死。这不是简单事情。一个有学问、有抱负的人，本来可以大有作为，却毫不迟疑地为一个普通人献出自己的生命。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，是前所未闻的，是伟大的。孔子的弟子们，都是有觉悟的、积极进取的，而且绝不苟且的人。但是，他们似乎还没有达到式夷这样彻底的程度。
式夷的死，像黑夜的一道闪电，突然照亮了天地，充分地显示了先进、独特的士们的精神面貌。没有这种精神的飞跃，后来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是不可能的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开端。就像长江大河一样，在发源的地方，并没有惊涛骇浪，有的只是涓涓细流，只是一些普通的没有地位的书生们冻饿而死的小故事。但是它却孕育着无边的波涛，为普通人、为不肖人、为匹夫匹妇、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而献身的伟大精神的波涛。“圣人之爱人也，终无已者，亦乃取于是者也。”（《庄子·知北游》）
用这样的眼光再看高士鲁仲连，又得有说道。鲁仲连义不帝秦，这个“义”字当什么讲？一般人不注意。义者，主义也。这是一种思想、一种思潮、一种理论……在当时传播甚广，普遍而深入。一个“虎狼之国”的秦，有什么资格称帝呢？鲁仲连的思想来源于三代以前的上古，他是偶尔露峥嵘，他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独来独往，特立独行，他就是一个《周易》所说，“高尚其事，不事王侯”的人，他就是一个《礼记·儒行》所说，“不臣天子，不友诸侯”的人。真正阐述鲁仲连思想的书是《吕氏春秋》。《吕氏春秋》的出现，晚了三十年，而秦始皇（当时叫秦王政）手疾眼快，对《吕氏春秋》的镇压，又早又狠又快。以致使真正的士君子思想尚未站稳脚跟，就被镇压下去了。值得庆幸的是，《吕氏春秋》这部伟大的书，却完整地流传下来，这是一个奇迹。士君子是不可小觑的。他们来自平民，他们是自耕农，他们顽强得很，他们是隐士，他们柔弱而刚强。治世不媚进，浊世不易方，至死不变，强哉矫！《吕氏春秋》甚至认为，将来的天子，很可能出在山林岩穴之中……就像上古的大舜一样，“匹夫而为天子”。匹夫而为天子，可不是小事情。人人都是匹夫。《孟子》曰“尧舜亦人，我亦人也”。呜呼！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。
请回头看，从许由、巢父—伯夷、叔齐—式夷，一直到鲁仲连，以他们为代表的这一庞大士群体，你能说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吗？是一种“寄生虫”吗？“在讨不得主人欢心的时候，就只有没落乡野，清贫度日”吗？“皇帝需要什么类型的人，他们便会极力让自己变成那种类型”吗？他们是“软弱无能和自私变态的”吗？“很是女性化”吗？，都是“知识太监”吗？他们的批判精神和对人类终极关怀的精神，维护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等普世价值的热情与担当，比西方知识分子差吗？宽泛生活在伯夷、叔齐与鲁仲连之间的希腊圣哲苏格拉底，在雅典的“民主法庭”上审判雅典民主：“必须给我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。必须彻底废除官方干涉。”最后为了自己的思想而殉道。这位西方智慧老人果然非常伟大！反观我们的伯夷、叔齐呢，当周朝如“雅典民主”一样如日方升之时，他们却高扬反对“以暴易暴”的思想旗帜，逆潮流而动，大行反动，不惜以死抗争，这比苏格拉底差在哪里？当虎狼之秦大行其道，“帝王思想冲天而起”之际，我们的鲁仲连却“义不帝秦”，甘当“反革命”（“革命”正题，走向“反革命”反题，再走向士君子文化的思想境界的合题，这正是“正反合”理论的精美一例），不仅充满了大无畏的批判精神，而且敢想敢干，将思想诉诸一连串的反秦义举，这比苏格拉底又差在哪里？林鹏先生说“隐士是士君子的主体”，没有一点道理吗？“天下无隐士，无遗善。”（《荀子·正论》）中国这些追求个人尊严与自由的隐士们，即与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人文品质相比，你说能差到哪儿去？可以这样说，到春秋末期，士君子群体已然整齐地排成战阵，张扬王道，为天下苍生考虑，为社会、历史的走向考虑，不独为一家一姓一国一地考虑了。这种“士以天下为己任”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精神，这种特立独行、非义莫为、不改初衷的精神，已经成为他们所代表的士君子文化的核心价值。司马迁将《伯夷列传》立为《史记》列传之首，尊崇并要发扬光大的正是这个；韩愈再作《伯夷颂》，尊崇并要发扬光大的也是这个；老年范仲淹只书《伯夷颂》，更是尊崇并要发扬光大这个。除此而外，岂有他哉？有人说范仲淹之所以手书《伯夷颂》，那是“借此表白崇敬伯夷高风亮节的心迹，坚信自己的一生如伯夷那样信仰坚定，特立独行”。看来只说对了一小半，希望后来人都像伯夷那样坚守传统士君子的核心价值观，笔者以为才是老年范仲淹的博大胸怀。
当年，范公写就黄素《伯夷颂》，赠于苏舜元之后，苏舜元一下掂出了分量，将之敬奉在晏殊、文彦博、杜衍、富弼、欧阳修、蔡襄等名家面前，以求共赏。众名家皆有题跋。其中杜衍有题跋诗云：“宁止一言旌义士，欲教万古劝忠臣。颂声益与英声远，事迹还随墨迹新。”晚点的黄庭坚在《山谷题跋》中云：“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著，极近晋宋人书。”又云：“范文正公书《伯夷颂》极得前人笔意，盖正书易俗，而小楷难于清劲有精神。”从北宋至清末近八百年时间里，共有百余人近百篇题跋问世，计开：宋代题跋者，自文潞公（文彦博封号）以下为二十九人；元代题跋者，自赵孟頫以下为三十三人；明代题跋者，自夏原吉以下为十七人；清代题跋者，自范承勋以下为十三人。各式好评如潮：“笔意精妙，清古入神”；“遒劲严整，妙绝前代”；“中华第一小楷”；“东方三绝”……据清代吴庆坻《蕉廊脞录》卷七《范仲淹书伯夷颂长卷》载：清朝乾隆年间，范书《伯夷颂》上邀清宫御览。乾隆皇帝首行御题“范仲淹书伯夷颂高义园墨宝”十二个字，又御书“圣之清”三个大字，并命朝廷大臣奉命题诗作记。尹继善、庄有恭、于敏中等著名人物均有奉旨之作。有意思的是，书法长卷中有“江宁开国”“秦氏藏书”“秋壑珍玩”“贾似道印”“秋壑”五枚小印。前二枚属秦桧，后三枚属贾似道，大概为南渡后秦桧、贾似道二人曾转递收藏。记得笔者在前文书中引用过的秦桧那首诗吗？正是此时所成。
公元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八日，苏州范仲淹纪念馆新馆开馆，《高义园世宝》影印本首次公开展示，它完全按照原本的书卷尺寸、厚薄等规格制作完成，全长近三十米、高零点四米左右。书卷前面为范仲淹手书韩愈的《伯夷颂》，其后为截至清朝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历代八百多年间，诸多名人书写的题跋。这样一件世所罕见的书法精品，必将与伯夷、韩愈、范仲淹这样三位中国的文化巨人一起永垂不朽！（未完待续）